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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贸易战的本质是中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竞争

网络整理 2018-09-04 14:06

  2018年8月28日,21世纪经济报道04版【评论】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煜辉的文章:《贸易战的本质是中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竞争》,全文如下:

  贸易战的本质是中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竞争

  作 者:刘煜辉

  来 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时间:2018年8月28日

  贸易战是一个敏感又纠结的话题。敏感在于既影响家国大计,又牵涉芸芸众生。纠结在于,因为牵涉利益,所有人都会从自身立场去解读和发声,民间舆论也在几个情绪化的极端上嬗变游走,鲜有冷静客观,从历史纵深的出发专业的分析。

  我们应该回望历史的长河,探寻贸易战之历史必然,中国为什么躲不过、逃不掉、避不开?妥协的空间有多大?我们应如何抉择?

  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浪潮

  人类成规模的经济交换活动是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1870年,全球贸易总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至20%。但此后的100余年中,再没有大的进步,这一比重一直在10%-30%之间徘徊。直至最近的这40余年,全球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之繁荣。这一比重突破30%后迅速上升至60%-70%的高水平,这是全球化最典型的特征。全球化改变了全球的格局,以至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内部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断裂。

  过去的40余年中,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几乎同时都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

  一是政治上冷战的“铁幕”徐徐降下,两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峙的强权,最后以一方轰然倒塌而告终结。中国开启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促成这一格局解体的至关重要因素。作为结果,一大批廉价的资源要素突然呈现在西方资本面前,形成了巨大的结合机会。

  二是技术上信息和互联网革命到来了。无论是信息产业的“摩尔定律”,还是依托信息革命的互联网经济,所谓“云大物移”,技术的伟大进步强力地驱动着要素之间结合效率的提升。

  三是金融自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巨大的制度变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信用本位确立,金融高度内生化。金融不再仅仅是将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的中介,已成为内生变量进入了生产函数,并逐渐成为最后财富分配的主宰。今天的商业金融系统将资源要素快速地实现标准化、证券化和资本化,三者结合的空间被无限地打开。在当下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中,很小的一笔实物形态的投资往往可能对应着一笔巨额的财富实现。

  这三个方向的合力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浪潮。

  历史性的“清算”

  我们感觉到,历史行进至今,参与这一过程的各方可能都进入了某种临界状态。

  跨国资本赚得盆满钵满。随着资本属性从工商资本跃升为金融资本,再到科创资本,获取了极大的财富。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性技术进步的发生,今天这种极端悬殊的财富两极分化会给系统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

  与跨国资本结合的新兴经济体,通过贡献要素收入,迅速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应该为中国40年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特别是入世以来的经济崛起感到由衷的自豪,我们几乎完美地抓住了历史的际遇。

  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像中国这样的巨大体量而体制又是迥然不同的国家,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换言之,全球化过程本身超出了作为这一轮全球化主导者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预期和想象。

  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随着全球化带来的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的发酵,这种逐渐不可逆转的趋势,造成了美国本土的实体产业的空心化和制造业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美国的产业结构呈现极致的两端,一头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一头是高效的农业,中间演化成了全球代工厂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全球化如果用最简化的经济学模型来表达就是资本套利,资本是可以跨境自由流动的,可劳动力却因为主权和政治壁垒很难自由流动,所以人工要素的价差就转化成为了资本的利润。随着全球化深化,美国本土劳工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国际化分工的生产活动中。作为一个被抛弃的群体,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是长期下降的。

  因为制造业边缘化导致投资萎缩,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内要素收入增长就会变得缓慢。贫富悬殊,人与资本矛盾冲突达到历史的高限值。今天美国0.1%的人所获取的收入与90%的人获取的收入相当,上一次出现相似的场景是在1929年大萧条的前夜。

  所以2011年9月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2016年11月,带有民粹和极端保守主义色彩的特朗普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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