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一套墨西哥学院历史学中心教授克拉拉·利达女士送给我的书签。这些简朴而不失美丽的纸质书签是“西班牙流亡者后人联合会”印制的，每一张都印有墨西哥国旗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国旗，还附一首小诗，多是西班牙“二七代”诗人的作品。

其中一首这样写道：自由的墨西哥/向清风和晨曦/敞开怀抱的民族/血脉明晰的印第安人/拥有土地、种子和机器的农民/身形魁梧、手掌宽大/锻造着祖国之命运的无产者/墨西哥的自由民族/曾经跨越大海，向你奔来的/涨着热血的那道西班牙河流/如今又满带着慷慨热血回来了/然而这一次，是你征服我们……

四百多年前，西班牙殖民者摧毁了墨西哥的古老文明，给那块被征服的土地命名为“新西班牙”。四百多年后，从节节败退的西班牙共和国逃出来的公民流离失所，为墨西哥政府所接纳，在昔日的殖民地上寻找他们的“新西班牙”。

此时的墨西哥虽然贫穷，却令他们羡慕：这个遭受了重重灾难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墨西哥人在革命中找回了被遗忘、被压制的过去，抬头面向广阔的前路。而他们，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精英，也曾试图在西班牙进行一场伟大变革，唤醒沉睡的民族之魂，走向民主、自由、进步，却终告失败。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被描述成是一场法西斯势力与反法西斯力量的激战。然而激战的意义不止于“反法西斯”。那些缺乏战斗经验、在军需供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拼死保卫共和国的人，那些从世界各地而来加入共和国阵营的外国人，捍卫的是一个未能成功的理想国，一个寿命短暂的乌托邦。

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失败者的历史因而弥足珍贵，容我们想象人类曾经的另外的可能。在如潮水般离开故国焦土的西班牙知识精英中，有女哲人玛丽娅·桑布拉诺。她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乌托邦的历史，它的生命与演化、诞生与消亡的轮回，才是我们西方文化最真实的历史。”“二七代”诗人里最杰出的几位代表亦在流亡者之列。他们精心营造的纯美的诗歌王国，与一个气象一新的西班牙息息相通，与战火和专制格格不入。

在本国建立不了乌托邦，那就试着在别处、在流亡途中建立乌托邦，哪怕仅仅是精神上的。20世纪的流亡者们的足迹构成了正史背面的历史。克拉拉·利达教授便专志于研究西班牙共和国的流亡者群体。学术兴趣的养成，学术方向的取舍，多与个人经历有关。利达出生在阿根廷，长成于墨西哥，求学于美国，足迹踏遍南北美洲。她的父亲莱蒙多·利达，这位出生在欧洲犹太人家庭、曾与博尔赫斯对话的著名文学教授，亦是流亡者。因为不喜欢带有某种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庇隆政府，莱蒙多·利达离开阿根廷，辗转至墨西哥定居，后成为墨西哥学院语言文学中心的主任。墨西哥学院的前身就是为接纳西班牙共和国流亡知识分子而建的“西班牙之家”。

在官方宣传的文字中，墨西哥学院以敞开怀抱收容西班牙和南美洲流亡知识分子为骄傲。这是一个理应充满宽容与自由气息的地方。不可否认，作为国立的高级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它拥有一流的设施和一流的师资，可是，守卫森严的大门、闭合式的建筑布局、图书馆出口处负责搜包的警察都让人体会不到友好的感觉。一位也曾经在此访学的中国学者告诉我说，她不喜欢墨西哥学院，因为这地方的官僚味太重。

后来，读到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小说《乌拉尼亚》中描绘的墨西哥“朗波里奥研究中心”时，我想起了墨西哥学院。书中写道：“一座六角形建筑，中间设置一个内院，屋内为将来的学生分出思考间和工作间。”建造者“景仰方济会修士和巴斯科·德·基罗加主教，想要重建墨西哥十二使徒时代潜心研究的氛围”。他“希望把自己的家和山冈变为全体研究员和哲学家聚会的场所”。朗波里奥研究中心建在一个被贫民窟包围的山冈上。人类学家们在中心里埋头搞他们的项目，却无视近在身边的这些被抛弃在现代化进程边缘的人影，这些在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大城市周边安营扎寨的无名部落。对于这些研究人员来说，包括纯科学在内的一切都不过是追求权力的方式而已。朗波里奥的“乌托邦”实是对今天学界的一种讽刺。

我的感觉是，我接触过的几乎每一个从事人文研究的学人，不论中外，或多或少都在抱怨所处单位的腐败和学术体制的荒诞。或许，人文学科的这种普世性危机不是哪一种体制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科学研究的进步，必然意味着学科分类的细化，以致各个学者越来越深陷于专门的领域而无暇他顾。术语阻碍了自由思维，符号取代了社会现实，学问与人、与生活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知识累积成一桩桩宏大的工程、一部部厚重的著作，却反而成为人与真理之间的障碍。日趋精密、完善的体制给学者以庇护，也让学者受制于权力。某些时候，在“价值中立”说辞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懦弱和冷漠。所谓“象牙塔”，并非一个值得羡慕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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