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意见倾向于认为，在2016年大选期间，中国学界一些学者对于特朗普的意外蹿红崛起，批判不够强烈，警惕性不够高，反感度不够深，对于政治正确性的维护立场不够坚定，进而导致中国在对于特朗普问题的理解上发生了严重误判。

这种意见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2016年是希拉里成功当选，现在的中美关系一定会更好而非更坏，而对比之下特朗普主政的未来，不仅充满了各种道德与实务层面危险，中美关系的既定存在与长远发展都将受到极大的挑战。

笔者对此的个人看法是，这种意见未尝完全没有一番道理，但其问题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党有一种过于玫瑰色的遐想。

实际上，当前中美关系大的走向恐怕不是哪一个政党单方面就能轻易决定和做出重大改变的，而且2016年特朗普的胜出也是美国人内部自己选择的结果。另外，我们需要充分注意到，即使共和党在控制和约束特朗普方面非常乏力软弱，民主党在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方面的表态也丝毫没有更好一些。

相对而言，从整体层面讲，因为共和党目前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全面在握，对于挑起中美摩擦当然要负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但是民主党近期许多政客的轻率发言也是非常让人警惕和忧虑的。挑起中美摩擦更像是两党“共业”，而非仅由共和党一家负全责。

民主党人支持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的人士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党的高层大佬舒默（Chuck Schumer）。舒默既曾公开说特朗普各项政策中他唯一不那么反对的就是对华强硬（特别是在知识产权议题上），又曾在另外不同的时空场合里抨击特朗普对华还不够强硬，并曾警告特朗普与中国签贸易协议不要出卖美国。

舒默，图片来源：wiki

另外，前段时间，当特朗普政府决定放过中兴后，美参议院6月18日以85票赞成通过2019年度国防法案，其中包括恢复制裁中兴的条款。而四名推动恢复制裁中兴的参议员就包括共和党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和科顿（Tom Cotton），以及民主党的舒默和荷伦（Chris Van Hollen）。

除了舒默，民主党人中还有不少与他思路相近似的。

比如说，密苏里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Claire McCaskill就公开告诉媒体，她认为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中国常常扮演了“欺骗者”（cheater）的角色，因此美国针对中国采取行动是有必要性的，但是她反对对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征关税的做法。

又如，印第安纳州的现任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Joe Donnelly直白地说，为美国农民利益而战，是一个超越了民主、共和两党政治分野的共识性议题，并且发表声明宣称他与特朗普有共同打击那些“坏的竞争参与者”（包括中国在内）的愿望（shared desire to crack down on bad actors）。

又如，加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Brad Sherman公开对媒体讲，美中间贸易摩擦的发生不应怪罪特朗普，而是中国方面于18年前就已经发动了。Sherman更强调说，2000年时有65%的民主党人都不同意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他试图告诫民主党的同事，不能因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在拥抱他们过去的政治纲领，于是民主党人就放弃那些过去所站立的位置。Sherman更直说，这些年来积累的贸易赤字导致美国人丧失了200万个工作岗位。

再如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Sherrod Brown在六月底公开投票反对一项可能会限制特朗普发起关税战的权力的法案的通过（而该项法案居然是由两位共和党议员提出），在回答媒体的相关提问时，Sherrod Brown大咧咧地直言：“这项法案的通过可能对中国有利，而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通过它呢？”

6月中，当特朗普政府威胁准备对约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时，共和党人欢迎特朗普向中国出击，但是认为通过加征关税实现目标并非好的策略选择，许多民主党人则衷心支持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举动。

美国政论界也很早就注意到许多民主党人对于像TPP与NAFTA这样的经贸架构都是反对的，而且民主党整体上比共和党要更加怀疑推进自由贸易可能带来的益处。

笔者在2016年年底一则刊于观察者网的小文中曾指出：在某些具体细节节点上，特朗普“与两院居于少数地位的民主党人间实现和解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而特朗普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时刻“会以‘让两党都不停尽力追逐争取他特朗普’为策略，为个人总统地位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现在我们看到部分民主党人也随着特朗普对华贸易摩擦的大旗起舞，大致恐怕也是我这种预判的部分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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