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五四，大写的“我” | 五四100年

2019-04-10 10:09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民国 /戏剧 /历史

原标题：大写的五四，大写的“我” | 五四100年

总有某些时刻，会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每一次提起，都会在记忆中凿下不同的痕迹。1919年5月4日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尽管那天发生的事件，早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常识。但由于我们对它太过熟悉，以至于这个时刻可以很容易地被简单压缩成几句话：代表北京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名学生，在那天下午走上街头。他们手持标语，抗议主持巴黎和会的列强违背公理至上的承诺，将山东利权出卖给长久以来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恶邻日本。当前往外国使馆的路被警察阻断后，学生们满腔义愤，冲向他们认定是卖国罪魁曹汝霖的私宅。他们破窗而入，捣毁家具，焚烧曹宅，并对恰好在曹家做客的另一名亲日派官员章宗祥饱以老拳。警察对学生的抓捕行动非但没能终止这场运动，反而让回响迅速传遍全国，声援北京学生的电报如暴雪袭来，各地院校的学生们都扛起爱国大旗，更串联起工商各界团体同仇敌忾。在国内汹汹示威浪潮的鼓舞与震慑下，最终，6月28日巴黎和会落幕那天，中国代表团选择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胜利达成了。

上面这段话或许足以概括大多数人眼中的五四运动。但就像卷轴画上的题签，尽管作者、画名让人一目了然，但也不过是历史仓库中的一个物品而已，就算它摆放的位置非常显眼，也时时被取出拂拭，但如果不将它展开，那么描绘在画卷上的那些曾经鲜活的过往，便永远不会呈现在后世的面前。而后世也同样不会知道，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常识以外，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赋予了中国人一种全球性的世界。从杜威、罗素，到克鲁泡特金、考茨基，再到马克思和列宁主义。这些当时全球最新的思想观念已经不再是象牙塔里的专利，而成为了这个国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公开谈论、发表见解的公共话题。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二条推送一位五四人物，敬请关注。

撰文 | 李夏恩

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拍摄的一帧照片，刚好就是这幅画卷中的一个片段。五四运动爆发时，这位美国社会学家刚好就在北京，用他那架笨重的老式照相机捕捉到了不少瞬间。其中的一个瞬间是民众聚集在青年会大楼门前聆听学生演讲。如果从既有常识的角度来看，这幅照片拍摄得并不成功，作为五四主角的学生几乎被淹没在人潮中，看不清面貌，占据照片主体的却是那些惯常被作为背景的围观者们，而且照片上的大多数人都用后脑勺对着镜头。但耐人寻味之处，恰恰也在这里——在照片中心位置的一个后脑勺上，分明垂着一条辫子。考虑到民国肇建已历八载，而北京又是共和国的政治中心，这条辫子在这里出现得很不合时宜。况且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洗雪国耻，而被文明国家讥为“猪尾巴”的辫子，正是落后愚昧的国耻象征。但它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这场运动的中心，而它的主人凝神聆听的，正是自诩站在时代前沿的青年学生要求他们摆脱落后愚昧，自立自强的激昂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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