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北大，然后呢

7月25日，云南会泽县的崔少扬收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如假期的每一天，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接通知书前，还把手裹在汗衫里擦了好几遍。

“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的消息传遍网络，崔少扬红了，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也看到了这则新闻。同样是会泽人，同样是农村孩子，夜深人静，他在自己的公号上给学弟写信：

“还未入学就和建筑工人这个符号绑定”“对于你我，味道实在奇特”。邓风华在北大4年，如今在清华读研一，他清楚，在这些“岁月静好”的地方，“忘掉过去，实在太容易了”，大家“学着摄影、化妆、听音乐会”“从里到外，把自己包装起来”，“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好像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崔少扬看到了邓风华的信，说“很多意蕴还理解不了”。他最近被媒体包围，面对镜头羞涩地说，自己要“回到大山，改变大山”。可他私下又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怎么改变”。

这个刚成年的孩子说，“考上北大也没什么”。他仍相信，勤奋能改变一切——被北大录取后，他立刻买了成套的雅思教材，堆在狭窄的住所里。

邓风华希望崔少扬意识到，有一些“勤奋也解决不了的事”。他在信中用标黑加粗的字体写到，“即使到了北大，我们也和那几亿的农民工人互为镜像。”

一

北大的样子，崔少扬一点都不清楚。他不爱说话，高中时爱好打篮球和读书。他也没去过很远的地方，从高中到家要坐40分钟的农村小巴，再走20多分钟山路。下雨时泥会糊满脚，回家要赶紧刷鞋。

崔少扬入学前纠结要不要带父母去北大报到。钱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来了也照顾不好，没心情玩”。

邓风华自己当年先挤3小时的面包车下山，行李和饲料、铁锹堆在一起，再坐4小时大巴从县城到了昆明，沿途几乎全是深山峡谷，最后从昆明到北京。对于山路的记忆不算美妙：之前公路就通到乡政府，回家还要步行十几里路。冬天，他和姐姐背着行李，雨雪拍在脸上，回家时嘴冻到发麻是常事。

他同级的农村朋友徐森第一次来北大参加自招，在东门找不到吃的，父子两人挤在地下室里睡觉，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处结冰，打滑。后来两人去西单的购物街，打工的父亲为物价咋舌，“你带我来错了地方。”

另一位老乡曲小薇由父亲送来上学，两人在故宫门前站了很久，觉得门票太贵，没进去；父亲随即去了平谷打工，赚点路费。过了一段时间，女孩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平谷不错，和咱老家差不多。”

曲小薇和舍友们偶尔一起逛街，有的女孩会一下午花两三千元，买雅诗兰黛和兰蔻，她觉得化妆伤皮肤。空闲时间她大都在图书馆勤工助学，北大的资助体系足以令学生不花家里一分钱也能完成学业。她更“敏感”的时刻在别处：比如Word、Excel都不会，险些挂掉计算机课；或者是江苏城市长大的舍友为她选课，好心选了门“最容易拿高分”的“论语孟子故事”，期末考试就是默写《孟子》，她险些不及格，室友震惊又歉疚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会背。我们都背过的。”

邓风华以及很多农村孩子都为英语困扰。头两年的考试，一般人拿90多分，他得80分就拼尽全力。“平时做Presentation，他们都是即兴发挥，我是背，甚至照着读，手心还冒汗。”直到大四，他去上哲学双学位的课，很多大一学生直接用英文交流，行云流水，他提前准备一夜也跟不上，还是“很紧张，觉得自己很差”。

徐森学力学，用他的话说，他的同学已经从教授父母嘴里知道广义相对论时，他还在乡村学校图书馆，读上世纪80年代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理科也需要直觉，感觉都是隐藏中积累的”。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徐森入学时加了很多社团，比如象棋社，但很难融入这些圈子。他以为自己爱好下棋，水平也不错，可社团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是参赛的水平，平时交流棋谱，很多专业名词他压根儿听不懂，也插不上话。

上海交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自招和农村专项考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度明显不同：过半的自主招考生在学校适应水平较高，能达到同等水平的农村专项考生却只有大约一成。

今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面向受资助的2017级学生发放问卷。收回的135份问卷中，62%的学生自认学业基础差，半数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68%的人没有明确学业规划。

崔少扬也有点担心。他在高中的主要烦恼是不会社交，和同学老师说话，心里全是话，却说不出来。对方不明就里地走了，他心里又很难受。最近，要求采访和资助他的电话有几十个，他每一个都接，然后尽可能礼貌地拒绝，可还是时常被逼到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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