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负担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浦东开发的高楼大厦背后，张江、金桥、外高桥开发的规划政策背后，开发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大胆尝试、奋力进取的故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部分上海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们讲述上海改革开放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该系列文章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口述上海 改革开放》系列图书中。

澎湃新闻 刘筝 图
口述：叶龙蜚（曾任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采访：徐建刚、范永进、谢黎萍、李汉国、黄金平、唐旻红、沈霞、黄啸、龚思文
整理：黄金平、龚思文
时间：2018年8月5日
改革开放40年，对上海来讲真正起步是30年，差不多是从1988年、1989年开始的。1990年4月，党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但是，大规模启动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其实，在这之前作了很多准备。
所以，历史的机遇有历史的铺垫，除了人的因素，还有各方面的条件和时机。上海城市发展为什么会“后来居上”？这与上海的历史人文，与上海历届的领导所做的工作，与外部机遇，都有很重要的关联。此外，推进工作要有一支队伍，有这样一批人去干，否则也要错过机遇。这样回过头去看，我们能够赶上改革开放这一大好时期，在历史进程中参与了一部分工作。
“后来居上”亟待“破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上海并没有先发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央的步骤首先是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所以上海是后发的。为什么上海后发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上海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影响太大，如果拿上海来做试验，成功当然最好，万一有什么挫折，会影响大局。上海当时承担的财政收入是全国的六分之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上海的发展和建设；加上体制机制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上海的传统工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经济状况愈加困难。即便如此，在引入先进技术方面，上海也没有去走类似于“SKD”（Semi Knocked Down）、“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等“三来一补”搞加工的路子；我们是努力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力争让自己做出来的产品也不比国外的差。这样一步一步、艰难而扎实地巩固自己的工业根基。从现在来看，这是为上海“后来居上”和持续发展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贯彻干部“四化”方针，一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得到培养、锻炼成熟，并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当时背景下，“专业化”主要就是“数理化”，那批领导干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专业技术人才。从思维模式上看，他们是“连续性”而不是“跳跃性”的；从工作实践上讲，他们更是注重传承、讲求“轨迹”的。对于上海的建设发展思路的一脉相承来说，这是具有关键性作用的。
我们上海能够持续发展，直至今天取得辉煌成就，更离不开上海的历届领导高瞻远瞩、统筹谋划。他们个个都在为上海的今天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首先是我们的汪道涵老市长。汪道涵认定，我们上海这个城市一定有她发展起来的某一天。上海有这个潜力：有历史的沉淀，有那么好的教育；上海人聪明、肯干、勤劳。但他也认为，上海发展起来不是在他在任的时候。那在什么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做呢？当时也不太清楚。但是上海必须要做一件大手笔的事情。上海浦东500平方公里，汪道涵那个时候就看中了：他认为上海有这500平方公里开发，是上海将来有机会成为国际性大城市的基础；再加上上海人文、历史、教育、文化、人才这些因素，终有一天得以发展。所以，在老市长的亲自推动下，围绕上海改造振兴、浦东开发等主题，上海在1984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次重要研讨会，还建立起相关的研究咨询机构。当时，开发浦东的观点得到了贝聿铭、林同炎等著名专家的高度赞同。
到了1980年代中期，虽然中央还没有把上海推到第一线，但是上海已经开始做铺垫了。江泽民在上海任职期间，1986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此后，上海先后编制完成《浦东新区规划纲要》和《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这些综合性的发展规划，经过咨询、论证、座谈、研讨，应该说浦东新区整体性的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形态，以及所有的基础设施、功能布局、所需资金等等，都已经有一个框架了。到1990年代初，在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开发浦东从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被提上议事日程。
上海的改造振兴和浦东开发，离不开大量资金支持，尤其是迫切需要吸引外资。正如刚来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坦言：上海靠一年14亿元解决不了大问题，不采取大动作把上百亿美元外资吸引进来，上海的面貌根本改变不了。然而，上海虽然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利用外资工作上，与走在改革开放最前列的东南沿海城市和地区相比，差距却也十分明显，传统计划经济的禁锢和束缚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何从体制机制上“破题”，成为了上海对外开放的首要任务。
“一个图章”机构横空出世
朱镕基同志来上海工作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曾经对他说，上海这个地方搞1个项目，100多万美金，要盖100多个图章，这是不行的！要简化审批手续，搞一个“一个图章”机构，以方便外商在上海投资。他反复叮嘱朱镕基，上海的前途就在改革开放上，你去上海要做一些突破的工作；要开放，就一定要把投资环境搞好！
谷牧同志说的这个问题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就拿一个100多万美元的投资项目来说吧，它的审批至少要经过20多个不同的委办局、加盖40多个公章，多的竟然要盖126个图章才能完成，这样的“经典案例”早已“名声在外”了。外商本来对中国上海就了解不多，等他们20多个部门一路跑下来，100多个图章一个个敲下来，投资热情早已凉了一大半！所以当年流传一句话，叫上海人“精明不高明”（clever but not smart）。要对这种形象加以彻底改变。政府部门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从一个“衙门”变成一个服务机构，怎样从实际行动上体现你的“高效”。
其实早在1986年12月，我们上海就已经成立了“外国投资事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最初的设计，是简化外商投资的审批手续，为外商提供“一站式”服务。想法是很好，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不改变，势必带来“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等一系列问题，层层请示、反复协调让这个办公室举步维艰，预期的“一站式”服务目标成为空中楼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了醒：虽然政府需要履行服务职能，但光成为一个服务机构是远远不够的。你除了“高效”之外，还必须“权威”。
朱镕基刚到上海，就对建立一个既高效又权威的外商服务管理机构进行了构思。但他最初找我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我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那时我还在工业系统工作，担任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局长。1988年4月的一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就单刀直入地问我，“你说，‘一个图章’机构怎么搞？”我说，我实在没想过这个问题；之前听到比较多的，是“一条龙办公”“一站式服务”，从没听说过“一个图章”机构。然而我发现，朱镕基对“一个图章”机构的设想早已构思成熟。“我们搞的就是一个图章，而不是联合办公。联合办公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就是要把权力集中起来打破现有的局面。”然后他说，“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5月12日晚上，朱镕基市长召我去康平路开会，时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黄菊同志也在场。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市外资委第一次预备会议。就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指出，“振兴上海的希望很大程度寄托在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上；要下决心投入力量，把最强的干部调到这个机构来，一下子搞上去，改变上海在外面的形象和信誉”。朱镕基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外国人是很敏感的，他要看什么人下决心，怎么样的人马、什么方式来办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了转机，外国人对上海的信心提高了，要因势利导，在涉外方面一个接一个出大措施，扩大影响，建立信誉。”他还特别强调，“宣传部门不要泼冷水，外国人相信上海的投资环境在改善，来一个就报道一个；吸引外资上去了，上海才有希望，浦东才能真正开发。”
那天刚到会场时，我还坐在市仪表局的席位上；我一开始还有个“幻想”，以为我可能就是到外资委做一些协助性的具体工作。突然听到宣布：市外资委由朱镕基兼任主任，黄菊兼任副主任，我担任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还有四位委员，分别是市计委副主任吴祥明、市经委副主任明志澄、市建委副主任叶伯初、市外经贸委副主任陆国贤。朱镕基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后的第一次市政府办公会议上宣布上海市外资委成立，并于一个月以后正式对外开张！
一看这个架势，外资委规格那么高，我又是主持外资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马上就要筹备起来了，否则就来不及啦！所以会后，我赶紧申请辞去市仪表局局长职务，然后和四位委员立即开始分工协作——吴祥明管项目，陆国贤管审批，明志澄管协调，叶伯初管配套。立刻从市计委、建委、经委、外经贸委抽调人员，组成项目审批部、配套设施部、管理协调部、综合事务部等四个办事部门，综合事务部的负责人请市建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沛萍来担任，既管后勤服务等综合性事务又管纪律检查和廉政工作。因为我们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自己“身正”“名正”才能做事呀！
“一个图章”机构，在“条条块块”的机构体制里必然是独具一格的，对此我们更是深有体会。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谁来批准你这个机构成立呢？也没有哪个文件里说你们可以这么搞。于是，我跑到市人大去反复请求他们说，请你们给我一个临时批文，给我6个月时间，如果我干好了，你们就给我正式批文；干不好，你们就撤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外资委的全称里有“工作”两个字的缘由。只有获得批文、刻了图章，我们的机构才能正式对外开张呀！
第二，“一个图章”机构从本质上说，要求将引进外资有关的权力职责从不同部门中剥离出来，然后重新组合，这可是一个“大动作”。例如，原来对外经济贸易的许多事情归我管了，所以后来又任命我为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在整合重组的基础上，我作为外资委常务副主任，要主持外资委常务会议并协调多个市级部门之间的工作，因此又任命我为市政府副秘书长；而我这个副秘书长在市政府大楼里没有办公室，却又是直接向朱镕基和黄菊汇报工作的。这样的情况，大概也属于独具一格吧。
此外，我们的办公地点，在全市政府部门当中应该也属于“另类”的。我不想把外资委设在市政府办公大楼里，和其他部门设在一块儿，不容易找，机关大楼出入不方便，也会让来访的外国人产生一定心理顾虑。我们选在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一号楼——一栋百年历史的老建筑里。这栋建筑原来是英国驻沪领事馆，优雅的建筑风格、优美的花园环境，可以很好地显示出上海对中外来宾的友好和欢迎。所以，我们外资委就以中山东一路33号一号楼作为我们的办公地点。

Tags：更加(10)让人(12)文学(37)丰富(6)

转载请标注：信息网——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叶龙蜚：“一个图章”机构设立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