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2007年面世的《维米尔的帽子》中，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大胆尝试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历史写法：通过荷兰画家维米尔及同时代其他艺术家的7幅作品，窥视17世纪跨越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的人员与器物流动，勾勒出一张与当今世界遥相呼应的全球网络。维米尔画中宁静的生活场景打开了一扇连接东西与古今的大门。结合个人叙述、艺术鉴赏与史学研究，17世纪的荷兰小城代尔夫特与明代上海奇异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存在于一个触角往外延伸到全球各地的世界中。

《维米尔的帽子》，理想国/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版，卜正民著，黄中宪译
二十岁那年夏天，我在阿姆斯特丹买了辆脚踏车，往西南骑过荷兰，展开从亚德里亚海滨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到苏格兰本尼维斯山（Ben Nevis）这趟旅程的最后一段行程。第二天，我骑在荷兰乡间，时近傍晚，天色开始变暗，从北海飘来的毛毛雨，把路面变得又湿又滑。一辆卡车擦身而过，把我逼到路边，我一个不稳，连人带车跌到烂泥里。我没受伤，但浑身又湿又脏，挡泥板也给撞弯了，必须拉直。在外流浪，总会碰上坏天气，我通常躲到桥下，但那时无桥可以栖身，于是我找上最近一户人家，敲门请求避雨。奥茨胡恩太太早就从家中前窗目睹我摔车——我猜她有许多漫漫午后是在前窗边度过的——因此，她开门露出一道缝，往外打量我时，我丝毫不觉惊讶。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甩开疑虑，把门大大打开，让这个又湿又脏的狼狈加拿大青年进到屋里。
我想要的只是站着避一阵子雨，打理好精神就出发，但她不同意，反倒让我洗了热水澡，请我吃了一顿晚餐，留我住一晚，还硬塞给我几样她已故丈夫的东西，包括一件防水外套。隔天早上，明亮的阳光洒在厨房餐桌上，她请我吃了一顿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早餐，然后赧然轻笑，说起她儿子若知道她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在家里过夜，而且还是个男人，会有多生气。吃完早餐，她给我当地景点的明信片当纪念，建议我去其中几个地方逛逛再上路。那个星期天早晨，阳光耀眼，我又不赶行程，索性照她的建议，出去随便走走看看。我没想到，就那随意的一游，我与她所在的城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给了我代尔夫特（Delft）。
“一座最赏心悦目的城镇，每条街上都有好几座桥和一条河”，以日记闻名于世的伦敦人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60年5月走访代尔夫特时，如此描述这城镇。他的描述与我所见丝毫无差，因为代尔夫特大体上仍维持17世纪时的模样。那天早上，状如15、16世纪西班牙大帆船的云朵，从西北边十几公里外的北海急涌而来，将斑驳云影洒在狭桥，以及大卵石铺成的街道上，阳光映射在运河的河面，把屋宇的砖彻正立面照得亮晃晃的。意大利人以打入潮滩的木桩为基础，建造出规模更为宏大的海上运河城市——威尼斯。荷兰人所建的代尔夫特则与此不同，它位在海平面之下。代尔夫特以堤防挡住北海，开凿有闸水道，排干沿海沼地。这段历史就保留在代尔夫特这个字里头，因为荷兰语的delven，意为“挖凿”。贯穿代尔夫特西城区的主运河，如今仍叫奥德代尔夫特（Oude Delft），意为“旧的有闸水道”。
从代尔夫特的两座大型教堂，特别能看出17世纪的历史面貌。位在大市场广场（Great Market Square）的是新教堂，兴建时间比奥德代尔夫特运河边的旧教堂晚了两世纪，因此而得名。这两座宏大建筑建造、装饰之时（旧教堂是13世纪，新教堂15世纪）当然属于天主教堂，但今天已不是如此。阳光从透明玻璃窗射进来，照亮教堂内部，抹掉了那段早期历史，只呈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禁绝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风（包括在1560年代拆掉教堂的彩绘玻璃）、将教堂改造成近乎世俗崇拜形式的新教集会所。当时的荷兰人为了摆脱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的统治，多方抗争，而禁绝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风就是其中之一。两座教堂的地面大体是17世纪的古迹，因为上面布有铭文，用以标示17世纪代尔夫特有钱市民坟墓的所在。当时的人希望埋骨之处离圣所愈近愈好，而埋在教堂底下又比埋在教堂旁边好。历来有无数画作描绘这两座教堂的内部，其中有许多幅画里可见一块抬起的铺砌石，偶尔甚至可以看到正在干活的挖墓工，以及正忙着自己的事的人（和狗）。教堂保留了每户人家埋葬地点的纪录簿，但大部分坟墓没有刻上墓志铭。只有负担得起立碑费用的人，才会刻上自己的名字和一生行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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