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教授

1996年10月，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威廉姆·维克瑞(William Vickery)共同分享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半年之后，1997年4月，莫里斯教授应邀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 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官方目的，是参加国家体改委于4月14－15日在京举行的“金融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并在《经济学消息报》举办的“信息经济学研讨班”上作演讲。因为这是他首次来中国，为了使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当前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我特意协助安排了他去深圳和西安访问。从他4月6日抵达香港开始，至4月20日离京返英，我全程陪同了他。坦率地讲，我虽在牛津大学作过他3年多的学生，但与他的交往主要在学术方面，每次见面都是讨论我论文中的问题，对他的个人生活和性格了解甚少 ，只感觉他是一位严肃的导师和典型的英国绅士（他是苏格兰人）。特别是那段时间，因为他夫人身体不好，他中午一般都回家就餐，也不再如过去那样邀请他的学生到家里作客，除事前约定的见面外，学生很少有机会与他接触。这次则不同，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有大量时间向他讨教经济学问题，还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一些非经济学的问题，了解他的兴趣和性格，耳闻目睹，受益非浅。

我和香港城市大学的栗树和博士当时正在合作写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一个合伙制契约安排中，一个人应得收入的最优份额随其在团队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增长而上升，但相对重要的人的最优份额应随生产的团队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比如说，如果团队化程度为0，相对重要性为0.6的人的最优份额为0.69,但如果团队化程度为1，相对重要性为0.6的人的最优份额仅为0.57。我们用计算机模拟表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在给出这个结论的解析证明时遇到了麻烦。我们花了很长时间，都无法得到解析证明。栗树和博士原是西北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又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Leo Hurwicz（注：因对机制设计理论的贡献，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过严格的数学和经济学训练。连他也觉得这个结论难以证明时，我感到很绝望。如果不能得到解析证明，这个结论就不能作为“命题”给出，而只能作一般性讨论，这无疑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在莫里斯教授到香港后，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看看他能否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4月10日上午，我陪同莫里斯教授从深圳乘飞机去西安。在起飞大约半小时之后，我把事先归纳好的数学问题给他，问他有无可能解决。他拿起看了几分钟，问了我一些符号方面的问题，就开始拿出笔在稿纸上演算。我用相机拍摄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大约花了不到一小时的功夫，在飞机将要降落前，他说证明基本上完成了，但他还得再检查一下。

4月11日上午，在西北大学图书馆作完演讲后，他利用在宾馆休息的时间，完成了证明的最后一步，12点，我叫他去吃饭时，他把结果交给了我。

我非常兴奋，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告诉了栗树和，随后又把莫里斯的证明传真过去。20号回到香港，我们又一起讨论了莫里斯教授的证明，不得不承认，他的证明方法很奇妙，诺贝尔得主就是非同一般。从此，我们的论文上多了这样一个脚注：“We owe James Mirrlees for his proof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roposition.”（我们感谢詹姆斯·莫里斯为本命题第二部分所作的证明。）

4月11日午饭后，我问莫里斯教授，是想去古城墙上看看，还是在校宾馆休息，他说上城墙。我们从南门上城墙，走到小南门下来，前后一个多小时。游过城墙，按约定，我们于2点半到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参观古脊椎动物化石馆和矿物陈列馆。3点半至5点，他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座谈。座谈会后，同学们又是签名，又是合影，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晚饭后，他又提出要到市内钟楼附近看看，我因事先有约，就由梁继宗教授陪他去。据说，回到饭店时，已是9点半了。第二天早晨，当我起来时，他已吃过早饭，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头天晚上去了西大街鼓楼附近的清真寺，太有意思了。说来惭愧，我在西安读书7年，还不曾去过西大街这个令他如此兴奋的清真寺。

莫里斯教授在中国期间每天的活动都是这样没有缝隙。他不愿错过任何一项事先安排的活动，也不曾拒绝过任何一个临时追加的项目。在陪同莫里斯教授近半个月时间里，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兴趣广泛、不知疲倦的人。论年纪，他当时已61岁，我比他年轻得多，但陪他旅游参观，常常是我已筋疲力尽，他却兴致不减，我似有点舍命陪君子的感受，几位陪同过他的其他年轻人也有同感。他常常是白天观光或作学术报告，晚上9点10点回到饭店，还要为第二天的演讲做准备。但除了4月20日离开北京时略显疲倦外，他总是精神抖擞的样子。在深圳只有半天多的时间，他却参观了君安证券、深圳股票交易所，参加了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学术活动，游览了中华民俗文化村，并观赏了室内和室外两场文艺演出。在西安两天半，除在西北大学一天的学术活动和与陕西省省长见面外，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半坡村母系社会遗址和西大街清真寺，游览了临潼华清池、西安大雁塔、钟楼闹市区及西安古城墙。北京一周，参加了为期两天的“金融风险管理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各作一场学术报告，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举办的“《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新闻分布会”，游览过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墓和天坛，在老舍茶馆喝过茶，在长安剧院看过京剧《白蛇传》，等等。

在陪同他的日子里，我时常想，这样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人怎么能不拿诺贝尔奖呢！

来中国时，莫里斯教授带两本书，一本是一位华裔英藉女作家的小说《鸿》，讲的是从民国到文革祖孙三代三个女人的故事，中国人不以为然，外国人却很捧场；另一本是英文版的《中国旅游指南》。后一本书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有时间，就翻开看。因为有这本书的帮助，每到一处，不用我作解释，他已知道有些什么景点值得看。我在英国生活5年，知道英国人好古，但莫里斯教授对中国文物古迹的兴趣之浓，还是大大超出我的预料。这或许是他不知疲倦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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