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在读

老七：

我从一个对谈会上回来，碰见下雪，纷纷落在庭院，屋里听不见风声，安静得很，正好摊开纸给你写信。对谈是我与历史学的朋友，题目起得吓人，叫“何所期待？下一代人的政治和历史”，有些故意激起听众参与的意思。意识形态，制度变迁，技术革命，蜻蜓点水地沾了一遍，讨论如期而至。但热烈过后，回来的路上，忽觉一阵徒劳。批判和宣言说过了，可生活明天回到常态，终归没什么改变。我想起来上次你主办活动后，也是这样的状态。那时候 Eva 问我，老七怎么总愁眉苦脸。我揶揄说，那是公知的 Poker Face 。现在冷暖自知。所以你瞧，讽刺还是不妥，害人害己。

对谈会上，我们从启蒙话语的衰败聊起。有人说启蒙早就败了，但它总是回潮。我们还抵不住进化的诱惑，希望事情向前，带着自己一起走。自己国家的例子，新文化来了一波，八十年代又是一回，现在大家想起来，说朝气蓬勃，可见仍是怀念。启蒙让人想起年轻力盛。年轻是常人的良梦，但终有醒来照镜子的时候。启蒙叙事的倒下，在老东家欧洲也扶不起来。哈贝马斯败了，“好的论点”没能在嘈杂的世界脱颖而出。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否认是两回事（我还不至于刻薄到 Hayden White ，称呼“老哈”理论上是幼稚的），启蒙叙事是在近来的政治中才失去行动魅力的。

结果呢？结果就是“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抛却了进步，真理和目的性的追求，从后现代的词语中可翻不出来继续生活的指导。后现代教你脱了衣服跳河，但你出来之后仍然是一丝不挂的害羞。鲁迅当年在北京师范学校发表演讲，说《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夺门而去，“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话不单是讲给女性主义者听的，是说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精神上的批判过把瘾，然后呢？

然后我们迎来了叙事的停止。想来有趣，有那么一阵子，无论是创业 BP 还是学术 Paper ，皆是讲究“故事开头”。不是我们曾经离开了故事，而是现在要以怎样的故事来替代过去的故事。个人视角和情感表述，似乎取代了理性的论证说教。对于那些宏大的叙事热情退散了，如今恐怕还存在着风貌的只剩下商界和科技界：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所处上进的时代。

常人不再把个人经历置放在一个“大故事”下。

“共产主义”，“民族自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叙事，曾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个人生活里。即便去反思这些叙事的人，也是靠着这些“大故事”的力量存在。现在呢？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没了叙事。寻找宏观叙事，成了一股老旧的时尚。政治家耗尽吐沫，理论家穷尽笔墨，大众百姓终归是不信了。你要说这是积极反思的结果吗？我看有些过于乐观。

前一阵子重翻《傅雷家书》，和小时候读的感受相去甚远。傅雷对身处海外傅聪的寄语，仿佛是自己父母挂在嘴边的话，无非是你要如何管理时间、交际、勤于事业此类，真是像长辈的唠叨。书的结尾，有杨绛的文（她写人比钱老温存多了）。还有傅聪的附言，讲到他的顾虑，因为书信中父亲对于一系列的社会主义运动好像不是批判和怀疑，而是充分地接受和改造。和含着“赤子之心”赴死的坚硬人格有“不太相符”的地方。但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即便再坚硬的知识分子，也会把个人和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

要说如今的每一个人都比当年的傅雷更有反思精神吗？我不信这样的假设。只能说对于“大故事”的怀疑已经成了主流。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时代的不确定，对于不可置否的语气，心里打起鼓来。我上次同你说过，这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是自带解构的。他们不需要去学校里取经，拆解身上宏大叙事的痕迹，因为解构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状况。对于社会或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不是强力的推翻，是一种深刻的怀疑。

我们看到各种“亚语系”的繁荣，无论是处于几次元，这些故事语言的核心，是不再和传统叙事争夺一个空间。我自行于另一个空间。这是文化上的平行宇宙，事实上就是我们当下的世界状况。当权的精英越来越无力，似乎触不到“受众”；传统的反抗同等地无力，因为找不到“同志”。这真是后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现在对新兴的政治力量通用“民粹”，因为在他们身上找不到熟悉的宏大故事，但说到底，他们的民众是谁，也抓不到切实的身影，是一股情绪，一阵怀疑的目光。我挺喜欢的法国哲学家 Rancière 说，政治不是寻找共识，而是打破常规，是非共识，未完成的状态。他算是捕捉到了当代的政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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