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来的中美贸易争端使我们突然认识到，中国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使我们不得不对许多问题重新或进一步思考。

　　(一)积极捍卫多边主义原则，维护现存国际秩序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现存世界秩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应该继续为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而努力。中国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支柱的国际组织的权威，执行由这些组织章程代表的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导致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行为准则进行调整的要求，但这种调整必须在现有国际法的框架下进行。正如国际法专家廖凡先生所说，“从法律性质上说，WTO的各种协定属于多边国际公约；从地位上说是国际经贸领域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最重要的多边规则体系。”WTO的权威必须得到尊重。WTO的缺陷应该通过新的谈判加以弥补，而不能在完成新一轮WTO谈判之前，用单边、双边甚至地区性的解决办法代替WTO的解决办法，否则，国际贸易将处于失序状态，危害世界经济发展甚至危害世界和平。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正在遭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反对，中国可以联合欧洲、日韩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倡导恢复乌拉圭回合以来陷于停顿状态的WTO谈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中美贸易争端是通过中美双边谈判解决，还是通过WTO磋商和争端解决机构(DSB)解决是个重要问题。中方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4月5日，中国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和301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4月18日，美国宣布已同意就钢铝和其他产品的征税措施与中国进行WTO磋商。根据WTO规则，如果60天内磋商无果，争端可以交由DSB任命的“小组(panel)”裁决。尽管中美双方进入了WTO争端解决程序，但主战场显然仍在北京和华盛顿。实事求是地讲，日内瓦磋商的重要性无法同中美双边谈判的作用相比。但是，如果直接接受中美双边谈判的结果，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则意味着WTO争端解决机制并未发挥作用。中美贸易代表进行谈判和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谈判如何协调，如何让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中美谈判中发挥作用，对于维护WTO的权威有着重要意义。

　　(二)认真履行WTO承诺，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方针

　　尽管301调查报告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中国对WTO承诺的履行也并非无可挑剔，301报告提出的问题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中国在根据WTO承诺开放金融服务业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还有不小改善的空间。例如，中国在2001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的附件9《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加入WTO后5年内，将取消外汇业务的“所有地域限制”；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取消限制所有权、经营及外国金融机构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审慎性措施，包括关于内部分支机构和营业许可的措施。此外，中国还承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国设立外国独资银行或外国独资财务公司。中国政府在2018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提出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同中国当年的WTO承诺不无关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也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不过，这里还应该强调，开放金融服务业是个纯粹的贸易问题，同资本项目自由化即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是两个不同问题。前者同WTO有关，后者同IMF有关，两者不可混淆。在中国注册的外国银行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在不违反中国的外汇管理条例的前提下，可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汇出中国或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以购买中国资产。

　　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大幅扩大服务业开放、基本放开制造业、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相信这是有关部门在对国家经济安全做了充分考虑之后作出的决定。不管中美贸易战的进程如何，中国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计划逐步推进经济的对外开放。

　　(三)正确处理深度参加全球分工体系和依靠自己力量掌握核心技术之间的平衡

　　中国深度参加到全球生产网络的价值链。中兴事件暴露了参加这种分工的脆弱性。但是，如果脱离价值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也将是极为巨大的。美国破坏价值链的举动对美国自己经济的打击也是巨大的，因而对美国的政策选择也会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如何平衡各种关系、建立威慑平衡(类似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使美国不敢恣意妄为是我们必须仔细考虑的问题。中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应该积极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同行一起努力，使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免遭破坏。同时，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核心技术，以避免中兴的尴尬。

　　(四)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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