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底文革刚刚结束，就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十年文革我们在读语录和学工、学农、学军、学商中度过。就要高中毕业了，传来了能够继续学习的惊人消息，真是振奋人心。

1978年的春天是科学的春天。科学大会的召开，让读高二的我立志做一名科学家，去攀登化学科学的高峰。我在“三好学生”表彰大会上见到了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数学家，他们的钻研精神鼓励了我。 这些大科学家当年只有四十岁左右，却攻克了世界的数学难题。我沉浸在备战高考的亢奋之中，暗下决心也要为祖国贡献一份成绩。

1978年是不平静的一年，我春节没有休息，和老师一起研讨破解一道道化学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崇文区化学竞赛上勇夺头名，进而夺得北京市化学竞赛优胜奖。紧张的备考今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当年作为首届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大家均无经验。《青春万岁》等小说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课余时间我们在操场奔跑，夜幕降临的“五四”之夜我们举办篝火晚会，迎接一个又一个的学科竞赛。我们组织的活动丰富多彩，每天的晚自习总要到十一点后，生活无比的充实。

作为最后一届的冬季高中毕业生，1979年2月我高中毕业。1978年高考限制在校生考试名额，担任班长的我，组织全班讨论，我们集体决定放弃教育局给学校的三个考试名额，全班共进退。1979年的7月骄阳似火，在北京109中学的教室里，我们挥汗如雨，奋战三天，完成了人生的一次战斗。记得最后一门英语考完后，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赶走了暑气，让人心旷神怡。后来一纸清华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把18岁的我送进了工程化学系湿法冶金与核化工专业。

1988年我作为一名已经在环保战线上工作了五年的年轻科学工作者，在北京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研究大气污染防治，承担了国家“七五”科学攻关项目，研制成功了中国首台BTYC-1型烟气条样仪。当时国家为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在费孝通等专家的建议下，启动了“星火计划”，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我深感科技人员应从论文、职称中走出来，到广阔天地中施展才华，于是我毅然决定离开有住房、经费，条件舒适、学术机会多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调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农村发展中心担任咨询开发科科长。

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我深入乡村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对技术和资金的需求，组织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成果转化，培育了星光集团、星牌台球、四博联集团、怀柔板栗、前鲁鸭场、燕京啤酒、红螺食品、虹鳟鱼、平谷大桃、昌平苹果等一批品牌企业和产品，促进了北京乡村经济的发展。

1995年，基于进一步探索研究科技成果如何在产业中得到有效应用，我调入了北京市科委工业科技处，承担了组建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和创建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会的工作。

1996年受国家外专局派遣，我赴香港参加了“蒋氏工业基金工业设计培训班”。1998年在南巡讲话的指引下，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我带领工业设计考察团赴日本访问，走访了日本产业设计振兴会和日本国际设计交流协会，考察了G-MARK设计大奖，拜会了日本著名设计家平野拓夫、荣久庵宪司和等，学习了日本政府在推动企业设计创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等方面的成果。

通过学习考察，我认识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创新驱动引领发展的时代，我意识到科技成果只有运用设计方法，才能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二十余年来，我在设计推动与发展的事业中不断探索，积极实践。1996年创办以旅游商品为主题的“北京优秀工业设计竞赛”，打造了已连续举办十五届的“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大赛，创办了“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中国设计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建设了“时代创新设计企业孵化器”“北京DRC工业设计产业基地”，参与起草了“九五”北京工业设计发展规划和2010中长期发展计划，组织实施了“工业设计示范工程”，完成了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我当选为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代表，身上担负了新的使命和责任——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为社会经济发展、加强制度建设履职出力。 我担任了奥运会会徽、吉祥物、火炬、奖牌、官方海报、景观设计的专家顾问和评议委员，努力让中国设计在奥运会这个国际舞台上发光。2009年，我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举办“北京国际设计节”的建议，得到国家和北京市领导的批示，成功创办“北京国际设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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