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贫困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教育也不例外。自去年七月来到云南元阳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挂职、协助分管教育的半年多来，我的派出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在人、财、物各方面对这里的教育扶贫工作提供了全面支持。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到，教育均衡发展之间的区域差异和城乡鸿沟，的确有望通过点滴努力而逐渐缩小。这种信心不是钱砸出来的，而是基于对教育制度变化趋势的一种预期和判断。

新高考改革队伍中的“后卫”，也在摩拳擦掌

前不久，我去相邻的一个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实地考察他们试行了半年的“分层走班”教学改革。其实，这就是在新高考改革全面推进过程中，学校自身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的一种自主探索。这所高中也和上海的学校一样，尝试打破原有固化的行政班建制，实施选课走班分层教学。偌大的高中教学楼里，高中生像大学生一样，在不同的教室中组成一个个流动的班级，课堂很有活力，教学也井然有序。

云南属于新高考改革队伍中的“后卫”，是最晚实施的几个省份之一。尽管仍然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显然这场改革的脚步已经迫近。据我所知，在这里，2017年和2018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的整体阅读量已从7000字上升到9000字，到2020年左右还将上升到1.2万字。这也意味着，在新高考改革全国推开之前，命题的指挥棒就已在引导学校走向必须重视学生课外阅读和自主学习的道路了。继续被动等待和观望的后果，只能是不进则退，甚至颗粒无收。

贫困县有贫困县的难处，起点太低，差距太大。元阳全县去年1100多个考生，一本上线仅六人。但也正因如此，反而也有一种绝处逢生、自我激励的胆量，折腾一下，未必更差，也许更好。

真正能够让世界变平的是教育，是教育带来知识的共享、观念的更新和视野的开阔。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一块屏幕”能够给贫困地区的孩子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么缩小与城市孩子眼界的差距，是最重要的。

新高考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产生同样的催化效果。眼下正是大学期末考试的时候，前几天一位老师兴奋地对我说，他发现大一、大二这两届学生的课程论文水平，整体要比前面几年好很多。我也深有同感。我的一个猜测是，这两届学生进入大学的阅读量起点，就比以前的要高，这可能与新高考改革之下高中教育思路的转变有莫大的关联。这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甚至让远在西南国家级贫困县的我都已感受到了。相比前面提到的邻县的教育水平，我所在的元阳县还是相对落后的。县里的两个高中校长都忧心忡忡地谈到，必须马上启动选课制改革和扩展学生的阅读量了。

要知道，高中搞选课制，要满足一些基本的硬件条件。比如，必须做好1/3左右教室轮空的准备。简单地说，如果教室不够用、教师配备不足的话，要么课程开不出来，要么教室安排不过来，最终都推行不下去。即便如此，这里的学校也都摩拳擦掌，要创造条件推行教改。

乡村中小学走出困境，“第一推动”只能是教师

高考改革的指挥棒对整个教育领域上下游的深刻影响和改变，可见一斑。当一个教育欠发达的贫困县都开始琢磨这个事情的时候，江浙沪等发达地区的状况可想而知，一定是动手更早，影响也更深远。当然，它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或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校内看似减负了，校外其实更累了，因为对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其实更高了。

和十几年前的那种“上课拖堂”或有组织的“补课游击战”相比，当下人们的心思更活络了。那时候是想方设法给你灌输增量，实际上是用时间换空间，所谓“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让你用超前的高阶工具解决低阶问题。所以，那些年流行的各种习题集、精编之类“超纲题”泛滥，就是要把你往“高层次”带。

相比之下，当下的课外培训机构泛滥却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堤外”明显在挖“堤内”墙角，若是课堂上老师“留一手”，学生再不参加补课，恐怕基本内容都学不到。所以能够看到当下教育部门的治理思路双管齐下：既坚定不移地搞“堤内”的“去产能去库存”，也坚定不移地正本清源、治理“堤外”乱象。

新高考改革的这种指挥棒效应，不仅在发达地区让新教育理念逐渐落地生根，贯穿学生培养的全过程；也让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有了一个更好的接口，实际上可以一直延伸到义务教育阶段中，学生兴趣的发现、习惯的塑造和人格的养成。这也是上海市多年来一直探索的“大中小学一体化改革”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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