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档案春秋 没有硝烟的电波战：上海广播界的救亡图强）

今年是北平卢沟桥“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也是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80周年。无线电广播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问世的新兴传媒，在战争年代发挥了独特的宣传鼓动作用。在抗日战争年代，上海作为我国广播电台的最大集中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广播宣传活动，为鼓舞军民斗志，发出强大的抗日救亡呐喊声，写下了中国广播史上悲壮的篇章。
勿忘国耻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侵犯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当时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激于民族义愤，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的率领下，不顾南京政府的撤退命令，毅然奋起战斗，给日本侵略军多次沉重打击。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振奋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抗日斗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奔赴前线。上海各广播电台及时播送前线抗战消息，亚美电台还与南京中央台和杭州、上海等地的官办、民营台联合组织“国难声中的临时播音节目”，及时播报淞沪御侮状况及各项消息，以告慰内地同胞。此外，亚美广播电台的创办人苏祖圭、苏祖国兄弟利用广播积极组织募捐衣物、医药、款项和交通工具。上海及周围的广大爱国听众积极响应，踊跃捐赠。大批慰问品及时送到前线，激励了将士们的抗日斗志。为此，坚持指挥淞沪抗战的蒋光鼐等人曾致函该台表示感谢。1933年元旦，该台邀请著名爱国人士马相伯、梅兰芳、杜重远发表广播讲演，宣传使用国货，呼吁抵制日货。随后，为纪念“一·二八”一周年，亚美电台于1月26日到31日编排播出了专门的节目，其中包括“一·二八”纪念播音开场白及事变始末介绍、“一·二八”战事每日大事记、哭周年，同时还播出了苏祖圭编写的广播剧《恐怖的回忆》，借以使市民不忘国耻，保持警惕。

十九路军致广播电台之感谢书。原载《无线电问答汇刊》第19期（1932年10月10日出版）
同年3月，因国民党当局与日军谈判妥协，我军被迫撤出阵地，“一·二八”抗战广播高潮中断。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前后，著名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吕骥和任光等分别和诗人田汉、塞克、安娥等合作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毕业歌》（1934年）、《救国军歌》（1936年）、《热血》（1936年）、《打回老家去》（1936年）等一批振奋民族精神的抗日救亡歌曲。上海和各地广播电台反复播出这批歌曲的唱片，从此，“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声通过无线电波，响遍中华大地，鼓舞着广大爱国同胞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英勇斗争。
救亡运动的洪流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上海的二三十座官办、民营广播电台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广播宣传活动中，与上海市广大民众的救亡运动汇成一股洪流。在“八一三”前后，上海市各界代表组成的抗敌后援会，积极组织上海市民援助前线抗日将士，并邀请各界爱国人士到广播电台发表抗日救亡的广播演说。
抗敌后援会下设宣传委员会所属的国内宣传部内，专设有广播组，由苏祖国等人参与广播工作。广播组负责协调对内、对外宣传中需要由电台安排播出的演讲、歌咏、戏剧等，同时又指定5座广播电台为监察电台，随时收听播出情况，及时纠正凌乱现象。播音组还指定专人从事干扰敌台广播，并对平津两地少数受敌方利用的广播电台发出严重警告。为了充分发挥广播激励抗日救亡的作用，广播组多方向民众宣传积极利用收音机，把收听到的抗战消息记录下来编印成壁报张贴，或在亲朋好友中广泛传播。根据抗敌后援会制订的《战时广播电台统一宣传办法》，上海的民营台均以时事报告、劝募款物、战时常识、抗战文艺为主要内容。8月10日-29日，抗敌后援会组织上海各界名人吴蕴斋、王芸生、王云五、曾虚白、梅龚彬、洪深等80人轮流在上海、华美、大中华和中西4家广播电台举行筹募救国捐广播演讲。9月，抗敌后援会又与中国特种教育联合会举办无线电名人抗日救亡广播演讲，每日两次，每次由两人分别在两家电台同时演讲，其他电台转播。同时还聘请专人分别以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朝鲜语进行对外广播，揭露日本侵华的反动本质，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10月20日，当时在上海的宋庆龄女士亲自到美商RCA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英语广播演讲。她在演讲中大义凛然地宣称：“不管日本军阀是怎样的疯狂，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中国人都准备以最后牺牲，来保卫祖国。”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从9月起，一方面请文化界人士在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作救亡播讲，前后共50多次，其中有郭沫若的《抗战与觉悟》、钱俊瑞的《抗战胜利的基础》、胡愈之的《抗战中的国际形势》、郑振铎的《如何保持抗战的胜利》、萨空了的《抗战中的宣传工作》、刘思慕的《上海抗战后的日本国内社会经济》、恽逸群的《抗战中的农民运动》、沙千里的《抗战中的职业青年》、许广平的《鲁迅与抗日战争》等，另一方面又多次组织音乐、戏曲、文学节目到电台播出，为保卫大上海呐喊，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
上海的曲艺、戏剧、电影、音乐各界救亡组织和爱国人士纷纷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募捐宣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8月中旬，上海曲艺界救亡协会分别在中西、华东、富星等电台举行募捐播音三天。9月24日，梅兰芳、周信芳等为募集救国公债及慰劳前方将士举行平（京）剧大会串播音。此后一段时间内，抗日救亡歌曲《出征歌》《救亡之歌》《伤兵慰劳歌》等，爱国戏剧《大家一条心》《最后一课》《放下你的鞭子》《第七个“九一八”》等在几个电台连续不断地反复播出。著名剧作家洪深、夏衍、孙瑜、于伶等创作的揭露汉奸卖国、配合抗日斗争的广播剧《开船锣》《“七二八”那一天》《最后一课》《以身许国》和田汉等人发表的一批短剧本，都曾由救亡演剧队第十二队（队长于伶、石凌鹤）、十三队（队长陈铿然）等在电台广播过，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从8月到11月上海沦陷这一阶段，上海军民的战斗精神可歌可泣，上海电台的广播宣传有声有色。对此，茅盾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在《救亡日报》上撰文说：“无线电播音在抗战宣传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工作人员也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淞沪抗战广播告一段落。
“孤岛”期间的广播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对国民党广播电台采取“接管”方式，加以霸占，对于民营广播电台则多方加以迫害，直至使其停止播音，借以达到垄断广播事业的目的。
上海是中国民营广播电台的大本营。上海民营台的状况以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前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前一阶段，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地区以外的全部地方，对于租界地区，由于尚未与英、美、法等国交战，故暂时未实行军事占领。这样，租界地区便形成了一座“孤岛”，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4年多的时间。日寇占领上海非租界地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凭借租界的特殊地位，利用英、美、法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矛盾，展开了一场特殊形式的斗争，这便是闻名遐迩的“孤岛抗战”。在“孤岛抗战”精神的影响下，上海的部分民营台曾与日本占领当局进行了一场抗争。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之际，尚存30多座民营台。当时除亚美、华美等几座广播电台抱定“宁为玉碎、毋作瓦全”的态度，自动拆机停播，以示无声的抗议外，其余大多数民营台仍在继续播音，维持营业。第二年3月，日伪“上海市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成立，宣布从4月1日起，勒令民营台限期向该处登记，经“重加认可方准营业”，否则不准继续播音。各民营台经商讨后，一面表示不愿接受日伪当局管理；一面联名致函租界当局要求保护，企图利用“孤岛”的特殊状况与日本占领当局周旋，同时决定在限期截止的4月28日起暂时停播。日本占领当局认为暂时停播并不等于关闭电台，声称将严厉对待那种仍然拒绝登记的电台。在日军压力下，有的民营台开始向日伪监督处登记从而继续营业。
上海租界的英美当局与日本占领当局几度交涉，双方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一方面日本同意民营台向租界当局登记；但另一方面却需要严格遵守日方要求，不得有反日宣传及其他政治内容的广播。当时向租界警务处登记而继续播音的民营台共有31家，其中大多数电台苟且图存，有些电台甚至堕落为汉奸电台，为虎作伥，成为民族的罪人。只有极少数电台间接地作了一些抗日的广播宣传，播送过一些爱国进步的歌曲，有的电台还募捐衣物救济难胞婴孩、支援前线，做了些有益于抗日斗争的事情。例如1939年，中共地下党员茅丽瑛就曾以上海职业妇女会主席的身份在大陆广播电台主持平剧（京剧）大会唱，募捐物品并推销义卖代价券，支援前线抗日将士。不少听众纷纷认购，几天之内，就推销了4000元的代价券。后来，他们还在电台举行过一次粤剧大会唱，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久，她竟因此遭到日寇的杀害，英勇牺牲。但总的来说，由于缺乏正确有力的指导，又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再加上民营台自身软弱妥协的本性，因此，民营广播电台没有也不可能为抗日斗争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后来，日寇又进而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并采取干扰、抢劫、破坏甚至投掷炸弹等种种卑劣手段，威胁向租界当局登记的民营台。民营台的处境越来越险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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