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从1981年的12.62%提高到2016年的77.4%，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2016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4%，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从1981的39.56%提高到2016年的87.5%，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81年的1.6%提高到2016年的42.7%，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教育的发展使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6~59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1年的不到5年上升到2016年的10.35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由1982年的0.58%上升至2015年的12.44%；中国人的预期受教育年限在1990年为8.8年，世界排名为119名，而2015年提高到13.5年，世界排名上升到第83名。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他指出，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一）

“作为78级大学生，跨入新时代的门槛，我庆幸、感奋、感慨万千。恢复高考是国家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管培俊是1977年高考恢复这一历史性决策的直接受益者，40年之后，管培俊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而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也是这次伟大决策的受益者。他在那一年考上了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后来一路读到博士。如他们一样，今天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很多人自述自己的命运曾经因为1977年而改变。

1977年注定成为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高考恢复，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从这一年开始，我国打开了人才上升的通道，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而之后的1985年，中央则出台了一个令教育人记忆犹新的决策———《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国家要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决定》强调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等等。

从恢复高考到《决定》出台，我国教育事业恢复重建的大幕徐徐拉开，而挑战也异常严峻。但想必1977年高考的幸运儿们没有想到的是，数年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机会登上全国两会平台，沿着1977年和1985年两次重大事件开辟的时代足印，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低，教育投入严重缺乏。为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承诺却成为全国政协教育界持续19年跨越数届牵动众多委员关注的长久牵挂。

曾是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沈士团为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这一目标一呼10年，被媒体誉为“4%专业户”。而其实，沈士团只是这一呼吁的接棒者，在他之前，鼎力牵头直呼的则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业大学原校长王浒委员。委员们就这样，一棒接一棒奋力疾呼。

在整个教育缺钱的背景下，义务教育的实现也面临挑战。2002年6月24日，全国政协九届十八次常委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4个议题，300余位全国政协常委中的100多人选择了义务教育专题。在这次会议上，记者邂逅了时年已经80岁的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电影导演谢晋。他对笔者说，“我要拍部电影，为中国教育说话。”答应出演这部片子主角的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陈道明在谈论这部电影时说：“绝不拍应景之作，为教育、为百姓说话是我唯一的初衷。”而那一年，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第五中学原校长吴昌顺则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为义务教育疾呼，短短的8分钟发言中，被9次掌声打断，“人口-教育=沉重的包袱；人口+教育=丰富的资源。”而当时还是苏州市副市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则利用自己为政为学的一切机会就相关问题展开调研，从陕西定边到山西长治，从问题发现写到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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