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几年前、十几年前比，沿海城市的工厂招工越来越难，曾经构成打工主力的内地青壮年在哪里？

许多大城市春节禁限鞭炮，是不是农村的春节鞭炮声也弱了不少？

城市的“低头族”有没有蔓延到乡村？

……

每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到了村里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没多久，引起了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的热议，报道通过网络等渠道纷至沓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贺雪峰要破例熬夜一段时间了。深夜十点，很多年过五旬的人已经准备入睡，他却坐在电脑前，准备好茶水，在灯光下一遍遍琢磨文件和代表委员们的发言。

贺雪峰是湖北人，口音很重，采访过程中，不得不就一个问题反复问几次。从湖北黄冈一个专科学校毕业后，贺雪峰先后考取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并执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看似并不传奇的学业道路，却因其“经典”和“经验”的学习方法而声名远播。前者，他饱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经典；后者，20多年的田野调查原生态地记录了中国农村在世纪之交的转型与蜕变。

贺雪峰开始学术生涯时，中国社会科学正在大力引进西方理论。他认为，没有大量经典的阅读，就无法积累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无法形成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无法具备深刻的分析能力。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农问题逐渐凸显。贺雪峰的导师张厚安教授开创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研究。在导师指导和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团队整体氛围感召下，贺雪峰进入三农研究领域。

1.“乡土派”的寒假作业

贺雪峰（左）在乡村调研。

大过年的，有着“荆楚门户”之称的荆门市却人气不足，时常一栋居民楼只有几户亮着灯。与城市截然相反的是，荆门的农村却热闹非凡。汉江中下游的位置给了这里优越的农业劳作条件，因而农村的春节热闹非凡。出生在农村的贺雪峰自然和大多数人一样回乡过节。

但也有点不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刚刚撤下，夜空时不时被礼花点亮，贺雪峰在串门拜年之余却开启了“调查模式”：“孩子在外工作什么时候回来？”“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事无巨细，指不定对方的哪个话茬被他逮住，然后就往深了聊，甚至还会带着纸笔或在手机上记录。“我是一边串门，一边做回乡记。”

在今年的回乡记里，贺雪峰发现了两件事，一是农村空心化日趋严重，在外工作的儿女越来越少地回来；二是很多国家资源的投入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和效果。关于后者，贺雪峰如此阐述：农村进行土地整理，是为了便于成规模种植。但土地确权后想随便动村民的土地是不可能的。一些村庄只能整理一些边角地甚至是道路，以此来完成“上级”的指标。土地确权给了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却意外导致土地更难耕种、更加无人种地的困境。

“回乡记”是贺雪峰的“乡土派”团队绕不开的作业。

2013年开始，每年的春节及寒暑假，“乡土派”团队里的人都要观察生活，根据自己所学找到问题并尝试解释。当年的回乡记有六十篇，返校后贺雪峰组织学生进行了研讨。“我们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大家一讨论，内容非常丰富，与专业调查形成了很好的补充。同学们第一次从研究者的角度观察家乡，也多有意外发现。回乡记的写作和反馈给我们打开了新的视角。”第一年的回乡记最后由东方出版社出版，题为《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同时，“回乡记”成了贺雪峰研究团队成员每年的寒假作业，不论学生还是老师，都要做。

《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贺雪峰 主编 东方出版社

雨后春笋般，回乡记的队伍不断扩大。到现在，贺雪峰只能笼统地用“团队”的概念来概括。不断扩大的队伍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调研地域的扩展，团队成员的足迹遍布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乡村；二是回乡记的体量逐渐变大，从第一年的数十篇，逐渐增长到如今的一年数百篇。“这既为我全面观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基础，也培养了大批乡村社会观察者。”贺雪峰说。

今年的回乡记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李玉霞记述了家乡实施最严治酒令的故事。一个低保户家庭，老人刚刚去世，但家里没有足够的钱置办丧事。于是为了收回之前随的礼金，便借着孩子满月的机会办了酒席。结果被邻居举报，差点失去了低保的资格。看上去直指农村无事酒、大摆宴席的风气，治酒令却在这个小乡村里遇到了特殊情况。“这样实施中具体遇到的问题，如果不去调查，很难发现，也就很难制定出更科学合理的制度措施，对社会建设是无益的。”贺雪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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