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闻频频出现。两个月以前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最近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中，上海继续保持第五位。

上周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召开了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座谈会。这预示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进入快车道。为了更好地落实“三年计划”，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理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意义，消除一些模糊观念，找出差距、积极主动补短板。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最早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个要好多年以后，但是现在就要做起。”

随后，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了这一战略，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接着国务院发文，要求“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明确提出“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但我们时不时听到有一种说法：金融中心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政府定位，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则不然。市场经济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也曾有过，国外更是一直长期存在的。从邓小平的经历以及他的上述讲话来看，他无疑认为在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是由经济规律促成的。

事实上，上海曾经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股市。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上海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较为全面的经济基础、广阔的经济腹地以及人们愿意接受外来新事物的社会氛围。另外，今天的金融与一百多年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已经是受到高度监督的一个行业。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并非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阿联酋政府大力支持和扶植的结果。因而，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既是市场经济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给予支持的一个国家战略。

关于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关系也有一些议论。纵观全球，无非是两种模式或形态，英国和日本是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合为一体，美国、德国则是政治、金融中心分别设立在两个城市。这都是历史形成的。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很难说哪一种模式或者形态更为优越。在中央定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后，我们就应该心无旁骛地、一心一意地推进这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积极主动，找出差距补短板

多年来，由于市场本身的发展，也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初具规模，上海正在成为全球金融机构最集中、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金融环境最友好的城市之一。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上海距离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和功能来说，它是对全球金融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资本可以自由地跨境流动，二是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要高度集聚。对照这两点，上海都存在着差距，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可以进一步努力的余地。

要求资本跨境流动除了我们已经做到的经常账户完全开放，还需要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而后者现在尚未达到。这取决于国家在这方面的总体安排，可以预期，在短期内资本账户未必完全开放。尽管如此，资本账户开放还是会稳步推进，因而上海在这方面还是可以进行试点创新，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例如，现在的沪港通，即将试行的沪伦通等。

在这方面，离岸金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抓手。自由贸易账户（FT）已经具有离岸金融的因素。另外，可以大力推进OSA账户（离岸账户，offshore account），允许所有在上海注册的银行都可以开展这样的业务。离岸金融可以看做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过渡形态。美国、日本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之前都曾经搞过离岸金融。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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