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开始，上海经历了1990年代浦东开发之后的新一轮兴奋。这座曾被称为“东方华尔街”的城市，有望很快恢复昔日荣光，成为21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

　　因为，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承诺，银行业将实现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大举进军上海并设立总部。怀揣着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上海的这种兴奋持续了数年，并于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上海总部达到高潮。

　　但时至今日，上海和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距离，依然不短。曾被视为这一地位标志性符号的外资银行，发展现状更远远低于预期，其在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盘子中，根本不具有系统重要性。

　　除了引以为荣的金融业之外，这座工商业第一大市的经济总量增速也开始落后于竞争者。2017年，上海在一线城市中的经济增速只排第三，次于深圳和广州。此外，GDP按照人均数字计算，上海更大幅落后于深圳。

　　现在，上海的机会正在到来。长三角一体化，正成为上海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新一轮发展契机。但要当龙头并不容易，上海需借大势而为，并在中国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实现某些突破。

　　这种突破，既关乎区域整合，也关乎金融市场的全局。 

　　不要低估科创板的改革意义

　　科创板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能带来注册制。如果注册制得以推行，上海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有所改变。这是数十年来的难得机遇，上海必然全力以赴。

　　改革开放之后，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梦想，始于1990年上海交易所的创建。彼时，深交所和上交所甚至为了谁是“第一家”而有过争论。这种争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证券市场有着明显的“地方竞争”色彩。

　　1990年代中期，中国推动了财金领域的大改革，与分税制差不多同时，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审批权也从交易所大幅上收至中国证监会，沪深两个市场的“地方竞争”基本上销声匿迹。此后，企业上市经历了审批制与核准制两个阶段。从本质上讲，两者差别并不大，依然需要“审”。差别在于，审批制之中，地方政府和主管部委有一定的“推荐权”，而核准制则将权力全部收回中央政府直属的证监会。

　　因此，上交所尽管有主板市场作为凭借，是中国大型企业的上市首选地，但它在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最重要环节IPO上，话语权并不大。换句话说，上海是市场所在，但市场监管则在北京，而后者更大程度决定资源的集聚。

　　除了股市，这种“市场在上海，监管在北京”的情况也存在于金融市场的其他领域，比如外汇和黄金市场。

　　1994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总部设于上海。2002年，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它是中国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此外，2002年成立的中国银联也在上海。三者的共同点是总部都在上海，但都由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2005年，央行在上海设立了上海总部，此举便是一定程度考虑了要改变这种“市场和监管分离”的现状。成立后的央行上海总部，其管理或协调管理的单位就包括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银联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等。

　　但在股市，上海依然缺乏真正的话语权。对中国的股市参与者来说，最丰厚、最稳定的收益来源是IPO上市所赚得一级二市场差价，而决定谁可以获得这个差价的，并非市场，而是位于北京的发审机构。至于交易所，更多是侧重于对二级市场交易的监管。

　　数据显示，二级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的确是上海占优。Wind统计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北京22家公募的基金管理规模为1.7万亿元，上海53家公募的管理规模为3.8万亿元，深圳27家公募的管理规模为2.8万亿元。不过，这个数据也说明，上海的公募相较于北京和深圳，平均规模更低，实力更弱。

　　但是，科创板将可能颠覆中国资本市场过去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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