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柳展雄/文 现代人对自由贸易习以为常，然而仅仅在100多年前，高关税才是常态。

当晚清被迫对外五口通商的时候，英国自身都未做到完全的交易开放。《谷物法》规定，本地粮价每夸特（约合12.7千克）低于80先令时，禁止输入外国大米、小麦，《航海法》禁止外国船舶在英国（包括海外属地）港口之间来往。

有些人把1840年的中英战争称作通商战争，实际上当时的自由市场派并不支持鸦片战争，他们赞成商贸自由，但反对以武力实现这个目标。那些主战派的气质更接近于中世纪骑士，把进攻远东当作亚历山大、十字军东征的延续。外交大臣、鹰派代表帕麦斯顿出身贵族世家，带有上流社会的傲慢，他政治上蔑视议会民主，经济上信奉重商主义。

名不副实的重商主义

在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里，没一个词比“重商主义”（merchantilism）更加名不副实。单从字面上看，它似乎含有鼓励商业的意思，实则把商业当做管制对象，是自由贸易的反义词。在重商主义体系中，关税正当且必要，它的目标是增加出口，限制进口，防止黄金外流。

这个信条支配了欧洲各国有两三百年，英格兰也不例外。

盎格鲁撒克逊人有诸多自由传统，但自由贸易不在其列，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没有一款法律规定商贸自由化。直到18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揭示市场能够自动配置资源最优化，展示自由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砍断重商主义这只“看得见的手”。接着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clo）打出第二拳，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发挥各自的优势，分工合作。

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应当产业完备。按他们的说法，匈牙利应当建造海军，而英格兰出口烹饪美食——这显然不合情理。

当英国人进行书斋里的革命时，法国发生了街头的革命，攻克巴士底监狱、处决路易十六、热月政变，最后拿破仑上台。他颁布“大陆封锁令”，禁止盟国向不列颠岛输送货物，结果这把双刃剑既重创了英国，也伤害了法国自身。即使天才如拿破仑者，也不可对抗经济规律。在英法较量中，自由贸易理论得到检验。

让一个国家先开放起来

现在的学者为了证明全球化古已有之，像拨弄时钟那样，把全球化提前几个时代。他们声称早在东印度公司、哥伦布、甚至忽必烈时代，就有了全球化。然而，这仅仅是军事上的普遍征服，真正的全球化、货物自由流通的全球化，迟迟未出现。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各国政府多多少少意识到减低关税的合理性，但就是不主动，等别人先行动。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后，英国商贸部询问能否降低工业品的税率，德国人则要求英国先减低谷物税。这好比谈恋爱，谁先主动谁就输，而自由市场派认为，不论对方多么冷若冰霜，我也要热情相待，继续矜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曼彻斯特学派秉持这种单方面开放的立场，促使英王政府去第一个伸出友谊之手。1836年，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团体在伦敦组建，三年后36个城市的代表集结开会，“全国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下文简称同盟）成立。同盟不谈其他政治问题，以废除《谷物法》为唯一目标，在所有的商业管制中，这部法案最遭人痛恨。对于工人，它人为地抬高了面包的价格，一半工资被用来买口粮，填饱肚皮；对于企业家，《谷物法》限制了工业发展，别的国家无法用大宗商品粮来交换本国工业品；即使对农夫，它也没多大益处，因为大部分利润被农场主拿去。

同盟向每一个阶层宣传《谷物法》的害处，只有坐收地租的贵族老爷从中获利，他们是托利党的忠实选民。反谷物法运动使托利党变成了保护关税派，“托利党”是个神圣的名字，“保护关税派”则是个凡俗的称呼；“托利党”听起来是政治上的战斗的呐喊，“保护关税派”听起来却是经济上绝望的哀鸣（引自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时评）。

曼彻斯特学派永久性地改变了政治生态：英国执政党之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托利党瓦解改组，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以政治上的自我牺牲为代价，废除了《谷物法》；反对派发明了政治史上的新事物——院外压力集团，这样既能调动公民参政积极性，又避免卷入党派纷争；现代竞选中的常规手段，如巡游竞选、民意调查，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政权从封地贵族向伦敦、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和平移交。

进击的中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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