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投网（）11月20日讯

　　《华尔街日报》在香港举办了一场面向中文读者的讨论会，探讨中美贸易对峙，以及该局势的影响。

　　魏玲灵与汪涛在讨论会现场。 图片来源：Joyu Wang/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周三晚，《华尔街日报》在香港举办了一场面向中文读者的讨论会。《华尔街日报》驻华首席经济记者魏玲灵、瑞银投资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汪涛博士，共同探讨了中美之间在贸易和科技方面的对峙，以及这一局势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何评价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汪涛说，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情绪比较悲观，但从实体经济的一些数据看，中国经济没有特别差。尤其是与2015年和2016年相比，现在企业盈利、钢铁生产、钢价、煤价等一些反应经济周期的数据比那时要好。她说自己的大宗商品和机械设备的客户就说现在比那两年好很多。

　　但她也表示，市场情绪反映了大家的预期。贸易战的实际影响尚未到来，以及今年以来去杠杆、加强监管等政策也给经济增加了下行压力，尤其是在流动性上产生了一定的压力。汪涛还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定调也符合她的上述预期：“稳中有变，下行压力加大。”

　　中美贸易战因何而起？

　　在中美贸易战起因这一问题上，魏玲灵总结了三种演进的看法：特朗普想减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并强制技术转让；贸易纠纷背后是两国不同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乃至价值观的冲突。

　　汪涛说，表面上看，特朗普在上任后试图践行竞选时提出的承诺，比如缩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把制造业岗位重新吸引回美国。

　　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近20年来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下滑，制造业中的很多岗位流失到了国外。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可能得利很多，但美国许多普通劳动者反而丧失了工作，贫富差距加大。这个过程恰好又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大家容易看到中国拿走了美国的就业，但忽视了科技进步以及产业链分工的影响。

　　以及，随着中国逐渐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美国或者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中国的知识产权报保护等方面做得不够，外国在华企业面临纠结。在汪涛看来，贸易战的出发点仍是经济利益的考量。但同时，美国鹰派人士趁着强硬总统上台，将贸易战从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制度、国家安全等层面。

　　魏玲灵补充说，在与华盛顿官员和智库等人士交流的过程中发现，美国对中国政策转变不光是经贸政策方面。原来完全只属于经贸领域的问题现在和国家安全联系了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何此轮经贸摩擦如此难以解决。

　　《中国制造2025》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针对美国特别关注的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中国产业政策，汪涛说，过去几十年的产业政策有利也有弊，利处在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弊处在于容易导致产能过剩，光伏产业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国内对《中国制造2025》也有争议，信息技术等创新领域很难规划。美国将《中国制造2025》作为焦点，并不是基于论证了中国产业政策的作用，而只是将其作为攻击中国的一个例子。

　　同时，汪涛表示，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保护压力加大，中国逐渐丧失过去的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与全球化会使中国的就业岗位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对中国来说，要实现长期持久的发展必须向价值链高端转移，这一过程中政策调整十分重要。虽然美国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不认同、不欢迎，但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制造2025》是长期计划，是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不可放弃的核心目标。

　　中国如何应对贸易战？

　　魏玲灵说，目前中央释放的信号是：第一，先稳住国内经济；第二，坚持改革开放；第三，广交朋友。

　　放眼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汪涛说，未来改革开放的目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纲领性的文件中说得比较清楚了：让市场在资源分配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的职能也相应有所改变。未来几年着重于如何推进改革，将这些目标落实。

　　改革困难很大，涉及不同方面的改革牵涉不同的既得利益主体。比如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其中牵涉到的利益关系便是户籍制度的受益者能否接受推广“异地高考”。国企改革、税收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未来几年比较重要的改革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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