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9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音乐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90岁的郑小瑛一头银发,穿一件白蓝格衬衫，手执指挥棒，指挥干脆利落，挥洒自如。

虽然已90岁，但郑小瑛依然很“潮”，也很利索。几十年来，围绕高雅音乐，从指挥演出、专业教学，到民众普及，再到青少年音乐素养的提升，都是她工作的范围。她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她永不停歇，只为播撒经典音乐的种子而“挥棒”。

    九十高龄，仍然活跃在指挥台和讲台上

郑小瑛习惯在每一首乐曲演出前，都为观众做一段讲解，介绍作曲家或乐曲的创作背景，或者介绍独奏、独唱演员。若在高校演出，她还会讲最基础的歌剧和交响乐知识,她说，这是在“教ABC”，因为我们国家经典音乐的普及率还偏低。

指挥音乐会,为学员上课，90岁的郑小瑛依然很忙。在“郑式”指挥法基础研修班上，经常能看到郑小瑛对学员进行“一对一”辅导的情形。“手臂不要抬得过高,要为下一拍做准备。”她经常会走到学员身边，用手握住对方的手腕，告诉他们动作的要领。她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但要求却很严格，有的学员连续做了三四次还没能达到要求，只好红着脸退下。

在交响乐演奏中，指挥是灵魂，职业指挥家不仅需要脑力，对体力要求也非常高。一场演出一站就是三个小时，一天排练五六个小时都是常事。郑小瑛时常满头大汗，但从没露出倦态。她还经常提醒身边的年青人：好好锻炼，增强体质，不要加个班就生病！

有段时间,郑小瑛受邀到全国各地开讲座,传授指挥法。后来，她发现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报告效果并不佳，自己只培养“司令员级别”的主张已满足不了广大中小学指导合唱的教师们的需求了。于是，她认真完成了一个指挥法基础的教学视频，还开了半年的现场教学课，以“亡羊补牢”之心，来为一些错误指挥观念提供规范的概念。她认为,要想掌握指挥手法,最靠谱的办法还是手把手地教，面对面地讲。

她还编写了教材《会说话的手》，其中收录了40多首中外经典合唱曲目,以中国各个时代的作品为多。“我只能引大家进门，至于修行，还要看个人的努力了。”郑小瑛说。

除了忧虑指挥人才的培养，对中小学音乐教育，郑小瑛也很关注。她说，过去由于没有强调学习五线谱，导致有的音乐教师连五线谱的基本知识都没完全掌握。提起这事，郑小瑛略显激动：“这是失职，会耽误一代人。”

在热心育人的同时，郑小瑛还会尖锐地提意见。当她看到有部门在音乐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资金与乐器投入，不考虑教师队伍建设时，她拿起电话，直接打给领导，毫不客气地指出问题。

“我经常会得罪人。”说起自己倔强的个性，她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从小就如此。

    放弃优越，从革命音乐人到留学苏联

1929年9月，郑小瑛出生于一个海归家庭，所受的教育水平也因此远远高于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家。她6岁便开始学习钢琴，很快成为“小明星”，经常登台弹琴唱歌。

1947年，郑小瑛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按规定，在协和医学院上5年的本科之前，必须在其认定的几所教会大学里先读三年生物系医学预科。当时，父母为郑小瑛选择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生物系就读，并在音乐系主修钢琴。父母希望女儿成为一名自主且有教养的新知识女性。但在这个以“淑女摇篮”闻名的学校里，郑小瑛却扛着大旗，走进了第一批冲出校门参加学生运动的队伍之中。

父母为了不让她参加革命，放狠话，甚至派人专门盯着她,也没有让她动摇。1948年，郑小瑛北上投奔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工团。由于之前打下的音乐基础，她很快就成为带领大家高唱群众歌曲的指挥。严冬的开封，天寒地冻。每天清晨，她和小组里其他男女青年一起用小铁桶里的热水漱口洗脸，一起坐在小马扎上学习《社会发展史》，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吃饭时，大家端着茶缸，蹲在地上，围着热气腾腾的杂菜汤，啃着紫黑色的高粱窝窝头或者蒸熟的新鲜槐花；洗浴时，就在公共浴池的大池子里洗澡。生活虽苦，但郑小瑛心里却是乐滋滋的。她渐渐适应了完全有别于“淑女摇篮”的新生活方式，成为一名地道的革命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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