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医附一院实验室，杨培增（中）带领科研团队做实验。（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杨培增，国际著名眼科专家和葡萄膜炎专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眼炎症学会执行理事、亚太眼内炎症学会执行理事。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医德楷模”等荣誉称号。

　　4月16日，重医附一院眼科门诊。

　　506诊室外的病人把楼道挤得满满当当，南腔北调的交流声不绝于耳。

　　“这里从来都这么打挤，今天还不是病人最多的时候。”分诊护士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到这个诊室看病的患者来自天南地北，甚至有人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过来看病。

　　是什么吸引力让这么多患者都来赶506诊室的“场”？

　　原来，在这里坐诊的医生，是被誉为“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的重医附一院眼科主任杨培增教授。

　　“绝望的我有幸遇到了您”

　　“最近好不好？”杨培增跟患者说话，通常像是在问候老朋友。

　　患者对他，也敞开心扉，前来就医的冯仁志就对他唠叨：“总是好一点就不想吃药了。哎呀！麻烦您好多年了。”杨培增叮嘱他按时服药，像朋友一样约定下次会面：“两周后来看我。”他说“看我”，不提“看病”。

　　冯仁志5年前得了葡萄膜炎，他说：“当时什么都看不见，仅剩下一点光感，自己想死的心都有。”

　　葡萄膜为眼球壁的中间层，像紫色葡萄皮，如果这层膜病了，可引起白内障等严重并发症和后遗症，是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眼睛红肿、疼痛这些病灶，失去光明如同坠入深渊，患者很容易心理崩溃，被拖入巨大的恐惧和绝望中。

　　突然失明的冯仁志就是这样。他不吃不喝，整个人迅速垮掉。不仅如此，原本在外打工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垮了，整个家也面临崩溃。

　　病毒、寄生虫感染、自身免疫出现问题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葡萄膜炎，患者数量巨大。杨培增透露：“眼下，在我国，保守估计有300余万患者。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医学发达的国家，也大约有230万患者。”

　　从1984年攻读硕士研究生起，杨培增便开始研究葡萄膜炎。30多年来，他发现并总结出我国葡萄膜炎常见类型、特征和致盲规律，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眼科学人才，进而整体上提高了我国葡萄膜炎诊治水平，降低了该病的致盲率。在他的引领下，我国葡萄膜炎诊治如今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冯仁志告诉记者，正是获益于杨教授的诊治，现在他的视力已恢复到了0.6。“是杨教授给我带来了光明，他的医术真是不摆了！”说这话时，冯仁志眼含泪光。如今，他不仅生活能自理，还重新找到工作，担起了家庭重担。

　　在医生办公室，记者还看到不少患者给杨培增写来的感谢信。其中一封来自甘肃的大学生育硕，3岁患上葡萄膜炎的她在信中写道：“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眼睛还是看不清楚。于是，我不愿出门见人，怕生人问我为什么不上学，怕熟人问我是否还看得见路……还好，2010年秋，绝望的我有幸遇到了您。手术后揭开纱布的那一瞬，我不仅清楚地看到爸爸妈妈那爬上额头的皱纹，我还终于见到了您！”

　　熟悉郊区屠宰场的博士

　　1987年，杨培增来到中山医科大学读博士。作为学生的他，最熟悉的地方除了教室和实验室外，竟然是位于郊区的屠宰场。杨培增是奔着屠宰场的牛眼去的。

　　牛眼在当时是提取视网膜抗原用于研究的必备材料。因为宰牛通常在半夜，杨培增便总是在凌晨两三点蹬着自行车，骑10多里路去买牛眼。

　　早上8点他拿着新鲜牛眼便一头扎进实验室，一待就是一天。杨培增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到了晚上7点钟才做完最后一个实验，然后才有空回家过年。

　　当时国内从事葡萄膜炎临床和研究的人很少，对葡萄膜炎的研究也多只是临床报告，涉及深层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于是，读博期间，杨培增自学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便于他翻阅多种语言的前沿资料。

　　一路走来，如今的他已先后写了4本关于葡萄膜炎研究的专著，还参与主编了卫生部五年制《眼科学》规划教材，他发表的各类文字总数多达1200万字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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