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之间“史诗级贸易战”，一些声音声称此事会加速美国的产业调整和国际供应链调整，刺激中国产业链外移，进而导致资本逃离中国。其实，只要冷静审视制造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就不难明白，这种观点与现实南辕北辙。如果说贸易战有什么“副产品”，其中之一就是，将加速中国产业突破向上提升进程中的“玻璃天花板”。

不错，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近年来已经显著上涨，传统的成本优势有所削弱，但过于强调这一点的人忽视了制造业发展需要广泛的配套体系，需要大批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忽视了中国制造业相应调整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

且不提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配套体系举世无双，且不提雨后春笋般成长的高新技术企业，即使在传统的制造业部门，这几年以设备投资替代人力的现象也极为广泛。“机器换人”就是其中一例。在产销量占全球微波炉60%以上的广东格兰仕集团的生产车间里，技术装备更新进展之巨大令人印象深刻：全球第一条全自动微波炉生产线就诞生在这里，工业机器人为主导的整套设备取代数十名工人的冲压生产线。正是凭借这些进展，在甚嚣尘上的产能外流声浪中，格兰仕虽然在海外一批国家设立了研发中心，根据当地消费者喜好设计产品，但产能依然集中在珠三角的顺德、中山两地，以求继续利用当地举世无双的产业配套体系，继续使用中国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别的不说，单就该公司电子车间流水线工人高中毕业的要求，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无法满足。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更是已经超越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这使得中国制造业能够走上依托国内市场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无论是对于消费者还是对于生产者，巨大的国内和地区市场都能予他们多方面的利益与优势。对于消费者来说，巨大的国内市场意味着更多的商品选择和更高水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因为国内市场越大，在该国销售的厂商越能广泛分摊各种固定成本，以及因消费者权益保护而增加的或有支出。对于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者而言，巨大的国内市场也赋予其多方面优势。

小国在国际市场上通常是价格、交易条件和市场容量的被动接受者，国内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中央银行难以持续开展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以冲销资本流动等外部经济冲击，因此抵抗外部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传染的能力较弱；大国则拥有较强能力，通过大规模冲销干预、启动国内需求等方式削弱外部经济冲击，消除外部危机传染的影响，从而使本国经济周期运行与外部经济环境不同步。这样，其它条件相同，同样是高度国际化的企业，母国为大国的企业或产业同时拥有周期不同步的母国市场和外部市场，母国为小国的企业或产业拥有的则是周期同步的母国市场和外部市场，前者收入的稳定性较高，波动性较低。这样，在外部市场遭遇危机冲击之际，巨大国内市场将赋予中国产业及对外贸易一大优势，即出口企业能够借助国内市场弥补出口市场损失而度过难关，从而赢得相对于海外竞争对手的优势。比如，TCL集团年报显示，该公司2009年销售收入从2008年的379.61亿元提高到429.19亿元，增长14.9%，但由于金融危机，香港和海外销售收入折算成人民币略有减少，从2008年的166.74亿元下降到165.81亿元，TCL依靠国内市场销售收入猛增27.3%，实现了整体销售收入增长。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遭遇一次次外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类似TCL这样情况的企业越来越多。

事实上，这场贸易战不仅将激发中国产业向上提升，突破“玻璃天花板”，还有助于减少外部极端无理贸易争端的不确定性风险。

中国是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外部强加的贸易争端成为中国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之一。这次美国率先发起的贸易战涉案贸易额一举刷新了我国外贸史的纪录，把老纪录翻了数十倍。奋起应对这场贸易战，即使付出一些当前的代价，只要让开启衅端的对方也遭遇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杀伤，就足以震慑美国和其它贸易伙伴国内保护主义势力，抑制他们随意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道德风险，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创造更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换言之，就是为资本提供更可预期的投资回报机会。毕竟，我们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开放的全球化市场，而不是仅仅寄希望于保护壁垒后的国内市场。有效遏制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冲动和道德风险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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