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人生若只如初见”，我挺怀念前两年“共享经济”刚兴起那会儿。每次搭乘滴滴快车，都像阅读一部中国民族志，从公司老板、家庭主妇到下岗多年的职工应有尽有。去年在以色列旅行，连吃几天汉堡和薯条的我们终于在爱彼迎（Airbnb）里靠做饭拯救了自己的“中国胃”。商场里的共享充电宝也常常救了我这“马大哈”的急，在地铁站口随手扫码共享单车就能解决“最后一公里”。

    可如今，糟心的事儿越来越多：在上海迪士尼附近入住高档小区里的爱彼迎，一拉开窗帘就看到对面阳台上挂着条幅“这里不欢迎你”。连开3辆共享单车，两辆都是坏的。出门叫个滴滴，再难碰到和你东拉西扯的司机大哥——因为车里装着录音设备，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证词”。

    “麻烦”背后是血泪教训。2018年5月，郑州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3个多月后，浙江乐清女孩赵某因相同的原因遭遇不幸，滴滴顺风车功能开始无限期下线。

    令人难过的不仅是因为共享经济不再如从前那般便利，更是因为“共享经济”曾经给人以美好的愿景，如今却变了味。

    “过剩产能+共享平台+人人参与”，当宣扬合作、环保和民主理念的“人人共享”模式在3年前横空出世，仿佛来自新世界的一阵旋风，誓要打破旧世界的枷锁，抵制傲慢的酒店、霸道的出租车公司和政府监管的威权。

    2015年11月，美国记者扎克·斯通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我父亲死在了爱彼迎》。在一次全家旅行中，他的父亲被所入住房屋院内的树木砸中，意外身亡。作为一名常年在硅谷颂扬共享经济的记者，他发现当不幸真正来临时，爱彼迎给他的答复是“无权控制房东的行为并保留免除所有责任的权利”。

    “他们最终会变成他们一开始所反对的东西，共享的理念则被抛诸脑后。”在2017年出版的《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中，加拿大学者汤姆·斯利的预言或许已成为现实。

    在航空界有一个关于安全飞行的“海恩法则”，即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和1000起事故隐患。

    在以往，每个服务公司就像一个“黑盒子”，专业资格、行业认证等都由专业机构评定，用户难以置喙。但在初生牛犊般的共享经济体系里，成熟的城市治理体系不再受重视。

    互联网时代，网络打分取代人工监管，荣辱取决于用户上传的照片和充满情绪的打分。牛气哄哄的传统大企业只得小心翼翼、卑躬屈膝地接受用户的评价。

    但许多研究发现，人们往往会根据现有的评分来打分，质量和评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以商业为目的的共享经济App上，评分显得更加无足轻重。当你下车时，司机一句“给个好评”的请求就会让你忽略车内不太干净的座椅、难闻的气味。

    “当真正的问题发生时，并不是评个3分能解决的。”斯利认为。但强调“平台功能”的共享经济公司，往往坚称他们只是连接买家和卖家的“通信平台”。因为在其“平台”上工作的不是他们的员工，只是独立的”承包商”，所以不用对他们负责。

    原本这一解释无可厚非。共享经济的逻辑本是“搭台唱戏”，整合资源，激发个体过剩产能的活力。事实背后的真相却马上“啪啪”打脸。

    从2014年10月爱彼迎的一份报告中可见，真正共享闲置房间的比例很低，拥有两个以上房源的房东比例为6%，收入却占爱彼迎总收入的36%，这些专门用来出租的整套房源集中分布于游客聚集区。在宣扬“每个人都是私人司机”的网约车平台上，注册的大多数都是专职司机，工作状态和时长往往与出租车司机无异，他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巡游，造成的交通拥堵和排出的尾气恐怕并不比出租车时代少。

    现代社会总认为消费者的主动选择无所不能、能带来最佳结果。当缺乏城市治理时，既做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员的共享经济公司，就游离于监管之外。“共享经济的交易市场正在创造新的和更加特权化的消费形式。”斯利说。

    低廉的违规成本也腐蚀了共享的初衷。当五花八门的无桩共享单车充斥街头巷尾时，无需付出代价的违停、损坏让城市治理者无计可施。即使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的西雅图，状况也没太多改善。

    一些隐性危机，正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许多旅游城市的“噩梦”。当短期租赁所获收入高于长期租赁时，有房者更倾向于外租给短暂逗留的游客。但文化和氛围就像城市社区中间的那块绿地，它属于每个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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