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西北地区，人们很早就利用高原地形，凿窑洞而居。这种用智慧创造的土生建筑简单耐用，冬暖夏凉，至今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甘肃以及宁夏等省区仍然可以看到。

　　“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最有名的窑洞当属延安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众所周知，从延安的窑洞里走出了共和国的多位领导人。

　　在我校北校区，五台山东南脚下，也有一排著名的窑洞。建校初期，于右任先生率众在这里办公，人们就亲切的称之为“于窑”。后来，这些窑洞就成了我校教师们的宿舍。上世纪70年代末，于窑中的一孔窑洞变成了我校植物保护学院的实验室，令人惊奇的是，从这孔窑洞里先后走出了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振岐：窑洞作温室，首次锁定匪巢

李振岐与康振生在窑洞实验室工作

　　1950年，新中国遭遇了全国范围内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小麦患病后在叶片、叶鞘、茎杆等部位产生铁锈色的疱状病症，人们就给它起名锈病，也叫“黄疸病”。作为一种寄生性病菌，小麦锈病会大量掠夺小麦植株的养分，降低光合作用，削弱小麦生长。

　　当年，我国损失小麦60亿公斤，据估计相当于当年全国夏季征粮的总数，可够1700万人吃一年。小麦锈病成为影响我国小麦生产的第一大病害。一些农业专家甚至认为，“全国每3个馒头就会因为锈病丢掉1个”。
李振岐当时只有28岁，从我校植物保护系毕业留校任教才一年。就在这一年，他和原陕西农科院植保专家路端谊、刘汉文等为代表的青年科技骨干，走进了专门研究和防治小麦条锈病的全国性协作委员会。

　　小麦条锈病菌从哪里来？它们是怎样为非作歹的？在没有多少资料可借鉴的情况下，李振岐和同事们在西北小麦产区进行了广泛调查，同时创造性地开展室内外接种试验和太白山区不同海拔高度田间试验，经过六年艰苦工作，李振岐掌握了菌“匪”的基本特点，写出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论文——《陕、甘、青小麦条锈病发生规律之初步研究》，为研究中国小麦条锈病的流行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6年，著名的抗条锈高产小麦品种碧蚂1号逐渐出现抗性“丧失”现象，此后，每隔几年，就有大范围种植的小麦良种倒在条锈病的魔爪下，我国小麦主栽品种被迫更新换代。面对小麦生产这一重大问题，李振岐带领团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剿匪”。

　　研究发现，锈病病菌只能在10～20℃的小麦活体上生长。为此，李振岐和团队成员们每年冬天钻进四号教学楼地下室，春天爬上人迹罕至的太白山，即便这样奔波，他们的实验研究也仅仅只能做5个多月。

　　如何才能让科研实验长期开展下去？建人工气候箱，投资巨大，且养不起，每年光是电费开支就得数十万元。1978年，李振岐到当时仍是职工宿舍的于窑探望同事。其中一孔窑洞与抗战时期就开始修建的地道相连，洞口频频吹出的凉风让一直犯愁的李振岐有了主意：“窑洞里冬暖夏凉，不就是个恒温箱吗？”

　　在学校和省上的支持下，李振岐把这孔窑洞改建为低温实验室，在窑洞外修建了200多平方米的玻璃温室作为常温实验室。窑洞口挂着一个牌子：植物免疫实验室。走进窑洞，一股清凉扑面而来。200米长的洞壁上，镶嵌着24孔接种室，各种接种后的材料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窑洞实验室一年中至少有9个月能够开展研究工作。通过这个特别的实验室，李振岐和团队成员发现，小麦品种失去抵抗力的原因在于出现了毒性更强的新病菌，而陇南是小麦条锈病度过炎热夏季最容易产生变异而加剧作恶的地区，也是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的关键地带。为此，他将目光再次锁定条锈菌“老巢”，带领团队完善了我国小麦条锈病综合防治技术体系，推动了以治理陇南易变区为防控策略的实施，他们开展的“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原因及控制对策研究”，为国家挽回小麦损失折合人民币22.69亿元。

　　1964年、1990年、 2002年，我国还发生了小麦条锈病三次大流行，但小麦减产数量大幅降低，分别为36亿公斤、25亿公、14亿公斤，这背后是李振岐院士及其团队的艰辛付出。

　　1997年，李振岐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窑洞实验室也因此在国内外名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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